自发“抵制、撤资和制裁”以色列 群众力量解放巴人？
以色列逾半世纪的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不但使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渐渐缩窄，就连抗争手段也虚耗得所剩无几。过去，巴勒斯坦由正式的军事冲突，到援助非政府组织的发动恐袭，再到上书联合国控诉以色列的霸凌行为，都不见得可迫使以色列遵守国际法的规范，还巴人应有的基本人权；反而，以色列对国际社会的压力更以“拖字诀”，以换取更多时间吞并更多土地，好让终极谈判时能拿出最佳筹码，迫使巴人接受失去大片领土的现实。
在国力极不对等的局限下，巴人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已难奢望国内法和国际治理机构能够解决。但与此同时，以暴力来唤醒国际社会的关注并非良策。既然常规的政治手段已无力扭转不公义，那么由民间自发对以色列的“抵制、撤资和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又可否以合理、合义的抗争手段，解放巴人？
绝处求生的民间政治力量
由战争、恐袭再到谈判，这半世纪以来的以巴衡突，几乎可都说是按这逻辑运行。但以色列以大欺小，巴勒斯坦国的现况可谓人间炼狱。由700公里长的种族“隔离墙”（以分隔西岸和以色列）、到以色列国会（Knesset）去年正式界定以色列为“犹太民族国家”（Jewish Nation-state），把阿拉伯裔族群打作次等公民、再到强抢土地的定居点政策，巴勒斯坦人长期所受的屈辱，绝非能够无视的人道灾难。
可是，上世纪的经验早已证明，针对以色列人所发动的恐袭不但无助巴人唤醒世界的关注，更会令以色列用更横蛮的武力回应，最终也只激发两国民众的敌对仇恨，惟仰赖联合国的介入和国际法却又不见得有何实际作用。事实上，以色列多年来无视联合国的决议和遣责，当中的违法行为可分为四大方面：一是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二是巴人的回乡权（Right to Return）、三是巴人的基本人权、四是圣城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的法律地位。
然而，以色列对联合国威权的鄙视，可见于去年以色列成为联合国中，受谴责次数最多的国家——当中有侵犯人权、在非法占领的土地上定居、继续占领东耶路撒冷，惟以色列却置若罔闻，冷待外间的批评。既然暴力解决不了问题，联合国又因其大国政治的运作逻辑处处受制，巴人还可靠什么力量来寻求公义呢？2005年，英国有社会运动组织开始倡议一项全球民间政治运动，目的是要透过抵制、撤资和制裁，向以色列施压，迫使当局停止占领巴勒斯坦国的领土、尊重各族群的平等权利，并落实巴勒斯坦难民的归乡权。
那么，由下而上、发自民间的政治运动，其成效又如何呢？虽然以色列国会的报告曾指出，BDS运动对该国的经济并无实质打击，但也别忘记，整场运动的本质不仅是依靠民间经济力量，改变以色列的国策，而是把难以伸张正义的议题推向全球，提升关注度，集结民间力量，从底层影响一国对以色列的外交立场。就此，不论是美国研究协会（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支持对以色列学术活动的抵制，或是荷兰养老基金巨头PGGM撤回了对以色列五大银行的投资，虽然这些自发行为短期内难以立竿见影，但亦能影响民心，争取国际舆论对巴人的支持，由下至上迫使不作为的国家有所回应。
BDS是暴民政治 还是最后呐喊？
撇除上世纪南非的成功例子，现在实在难有一场民间的政治运动可予比较，但这种新兴的全球草根政治运动，其实也不乏反对者。例如，小说《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J. K. Rowling）就表明，她希望“看到以色列政府为其不公和野蛮行为负责⋯⋯惟让我感到不安的是与以色列的文化和学术界断绝联系”，影响学术和文化自由交流；而历史学家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则认为，BDS运动的核心是反犹主义，试图毁灭以色列，针对的不单是政权，而是每一位以色列的公民。
不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要是以巴冲突的问题能按法律解决，相信BDS这类全球公民运动也难成气候，而以色列的殖民大计也会在“法律允许”下畅通无阻，故BDS的“合理性”才是判断是非的面向。总体而言，BDS运动的合理性首先是建基于170个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组织对行动的明确呼吁，绝非武断，而是有广泛的民意共识；其次，运动倡议以非暴力的抗争来维护公义；再者，BDS以恪守国际法为目标，即当以色列重回正轨，结束不公义政策之时，BDS运动也会随之结束。
虽然上述BDS的合理性不能解答罗琳和利普斯塔特的质疑，但以巴冲突早非政治问题，而是渗透到文化、经贸、宗教等泛筹的全方位社会对立。如同上文提及，不论是现行的国内法或是联合国决议案，两者皆无法阻止以色列的暴政，故BDS运动应可视为最后抗争手段，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否则所有政治亦只会是一场无视公义和原则权力游戏。
另外，虽然BDS运动的“伤害”对象是为以色列举国民众，而国际法上他们绝不需要为该国的行为付上责任，但对巴人来说，他们在非法吞并的土地展开经济活动，即使没有违反法律，所赚的收入也是不义之财，故对他们施以抵制、撤资和制裁，也是按照非暴力和比例原则落实，务求在追寻公义时，将潜在的伤害局限在经济损失，而非兵戎相见的性命损失。理论上，政治问题就应以政治解决，但当所有拨乱反正的渠道都失效，巴人除了屈辱地接受现况，也只能靠着微弱的BDS运动为他们平反、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