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高层纵容害群之马　警队声誉只会每况愈下

愈来愈多影片和报道佐证，六一二冲突中，前线警员不当使用武力，千计群众围困中信大厦门外，更险酿人踩人。警方必须交代，监警会亦须调查合理投诉。
任何组织皆有善人，有一些人将整队警队视之为恶，显然是将问题简化。我们更需正视，是怎样的组织、制度，将一些警员的行为推向恶的一端。

警察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合乎比例原则的武力维护法纪，如果政府未能在制度上严加规管，而警队肆意使用武力，其形象势必一落千丈，甚至成为众矢之的。为保警队形象，警务处处长必须是其是非其非，政府也要设立完善监警会制度，以防市民有冤无路诉。

领导层袒护违规下属　砌辞狡辩失民心

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民情汹涌，政府有意为冲突降温。在警方方面，处长卢伟聪改口风，不再坚持指事件是暴动，只是某些人涉干犯暴动罪，及后又无条件释放部分被捕者。然而，这个做法未能消除民怨，一来，警方要解释，如果只有少数市民犯暴动罪，为何警方要施放大量催泪弹，使用橡胶子弹、布袋弹等武器？二来，处长把下令动武的责任推给当场指挥官外，就没有交代详情，亦没有回应各项过分使用武力的例子。

近日网上流传更多影片和文字记录，直斥警方无视在中信大厦的示威者近乎无路可退，仍然肆意施放催泪弹，险酿人踩人惨剧，明显违反用武驱散的原意。警方不能再躲在镜头后，蒙混过关。

民众不满警方，非一朝一夕的事。港大民意研究计划长期收集民众对警务处表现的数据，在2011年之后，评分净值（即满意减去不满意的百分比）开始转差，在2010年底，净值有64%，但到2011年底，净值跌至49.1%，到本月初，净值只有22.3%，是回归以来最低。上任处长曾伟雄上场，是关键因素。

照理说，警务处处长应该对警员是其是非其非，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杜绝害群之马，维持形象。然而，一旦连处长也纵容违规个案，害群之马将遗祸甚深。

曾伟雄在该年初上任，接连挑起纷争，在总理李克强访港期间，有记者拍摄时被警员遮挡镜头。曾伟雄解释时竟称，警员眼见黑影掠过，本能用手阻挡，不少人对“黑影论”仍记忆犹新。

我们相信，绝大部分警员都是守规的，不会遮挡记者镜头，但曾伟雄竟然颠倒是非，不但令市民感到在侮辱他们的智慧，更加令基层警员以为，无论他们所为属是属非，上级也应该为他们出言辩解。

后在占领行动期间，警队施放催泪弹驱散示威者，反而触发占路运动，备受责难，但他在未经详细调查前竟然支持下属，称“你哋冇做错到”。在曾伟雄治下，警队严厉对付示威者，却对愈来愈多的警员违法个案束手无策，被捕人数由2009年的24人，增至2015年的35人。

外界一度以为卢伟聪接任曾伟雄，会缓和警民张力，结果只是一厢情愿。市民看到三万警员集会撑七警，还同声大说粗口。警队高层认为，内部士气远比专业形象重要，不惜牺牲后者。及至本月两次冲突，卢伟聪以至政府今仍未为警员滥用武力，违反操守道歉及跟进违规个案，激化民愤。

监警会权力不足　无法制衡警队

要维持警队形象，有赖明辨是非的主事者，也有赖制衡警队权力的制度。举例来说，早年警队贪污严重，殖民地政府成立廉政公署，目的之一就是杜绝警队贪污。然而，今日的管治者对于近年连串的警民冲突毫无觉悟，未有正视监警会权力不足，一方面令少部分警员在冲突中有恃无恐地违反警例，另一方面也令市民感到警员犹如“法外之民”，就算犯了错，也难以让他们受到法律制裁。

“01观点”多次提及，监警会无力制衡警队，是警权过大的另一原因。外界不信任投诉警察课能公允调查，即使警方表示已成立一队特别队伍跟进六一二冲突投诉个案，并确保投诉处理在“阳光下进行”，亦未能挽回信心。

另一方面，监警会不能自行调查投诉，亦没有处分和定案的权力，只能观察、监察和覆检投诉警察课的调查。尤有甚者，监警会投诉获证明属实的成功率低，2018年度的监警会报告显示，只有不足一半指控获得全面调查。更令人不解的是，外界预期六九和六一二冲突有机会失控，监警会也不派员观察，自废武功。虽然如此，冲突规模巨大，我们仍期望监警会利用手上权力，查明滥权真相，替受屈者找回公道。主席梁定邦日前回应，已成立专案小组处理六九游行起的投诉，是正面信息。

警队失控，领导层管治无方，造成警民对立；监督部门实权不够，则是制度缺失。两个因素结合，迅速“黑化”了警队。因为即使有人心存良善，希望加入警队守护公义，也很大可能被同袍或者上司影响。社会既已大破，只有大立才能复和，政府必须由顶层到底层，全面整治警政部门，执行任务、应对投诉时必须以理服人，并加强监察功能，去芜存菁，一步步重建警民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