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社会怨气再次大爆发　政府应设独立委员会调查成因

自2014年雨伞运动爆发以来，不觉间已过去将近五年。不少市民误以为在经过政府强势遏制之后，香港的社运动能已大为减弱，现届特首林郑月娥在2017年上任之初，迄《逃犯条例》风暴之先，其治下的香港也确实予人风平浪静，甚或市民已对政治议题趋于冷感的假象。
更何况，自去年陈凯欣击败李卓人，于九龙西立法会补选获胜以降，政府及建制派正式坐拥大权，泛民影响力式微。惟“01观点”早已指出，政府不应以此沾沾自喜，如果官员不改变政治理念上的偏差、执行上的无能，全面执政只不过是将其无能进一步袒露人前，造成管治危机。如今看来，竟不幸而言中。

社会危机升级　须了解背后成因
 
回想五年之前，示威者占领马路已造成社会上激烈争论。但五年后的今天，已无人再讨论占领马路是宜或不宜，甚至示威者本身也不再如伞运一般，纠结长期占领，而是主动选定时机，以一日甚或一夜为单位，即日“三罢”动员、占领、包围、冲撃；而警方运用的武力也明显比伞运升级，单6月12日，就发放了超过150颗催泪弹、20发布袋弹及数发橡胶子弹，数量远超过整个伞运期间。
 
社会冲突矛盾不断升级，政府不应再将头埋在沙中，而忽视背后的社会深层次矛盾。事实上，早在2016年旺角骚乱过后，社会就有声音要求政府为事件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冲突爆发的深层次原因，而非只对犯众进行刑拘。可惜时任特首梁振英凡事以斗争为先，鼠目寸光，不顾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拒绝成立调查委员会。梁振英当时认为不能将旺角骚乱中60多名“暴徒”的极端行径，放大到全社会问题。如今看来，他只不过是将社会怨气积压，祸延他人，实在不值得取法。
 
回顾过去港英时期，每逢社会发生较严重的骚动，政府多会设置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发生原因、对社会影响及改善建议。举例来说，在1956年造成大约60人死亡、逾300人受伤的“双十暴动”，事后的检讨报告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尤其是导火源头——徙置区的人口密度“大约必为世界上最密之地”，若有交通失事、口角相争，即可有过百人聚集，若数分钟内不处理好冲突，可集结以千计的人群；此外，该处又聚集了一群为中国时政所害、被迫逃乡来港的国民党支持者，他们的生活水平顿挫，一旦发生乱事便如干柴烈火，自可想见。
 
除了“双十暴动”，更为社会熟知的则有“六七暴动”。事缘1967年5至12月香港左派发动对抗港英政府的行动，由工人运动渐演变成土制炸弹袭击，伤及无辜平民百姓的暴动，造成1,936人被检控、802人受伤，51人死亡的严重社会动荡事件。在乱事未完之时，时任港督戴麟趾已下令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传召示威者和访问逾300名被定罪者，写成长达167页的《一九六六年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书》（报告书）。

政府建立认受性不可依赖个人能力　须与市民建立实质联系
 
报告书留意到15至25岁的青年人是骚乱的活跃分子，故特别研究青年政策、调查参与者的动机及前因后果。在“骚乱的教训”一章，又探讨在政治、经济、教育、住屋、社区政策方面，市民所面对的困境及压力，为政府提供改善建议；更开宗明义地指出，政府中央集权，缺乏下情上达的机制，与市民有隔阂，特别是年青人对香港无归属感。
 
虽说今天的香港与“六七暴动”时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仍可注意的一个共同点，是政府同样面临认受性危机。我们必须指出，一个政府要有认受性，并不能只视乎个别政府首长的能力，而是政府须确实承担起民生责任，与市民建立实质的联系，如此其“认受性”才有坚实基础。在港督麦理浩（任期1971年11月至1982年4月）治下的70年代，就吸取了“六七暴动”的教训，开展各项公共及社会政策计划，如推行九年免费教育、十年建屋计划、社会福利五年计划、医疗服务扩展，以及筹建集体运输等等。
 
香港自回归以来，港府推动“小政府”治港方针不遗余力，但其遗毒除了让市民民生深受其害，同时政府亦自戕其“认受性”。港府如要重建与市民的信任和联系，更应借着这个机会，进行深入调查，了解与市民“相看两厌”的原因，并对症下药，则未尝不是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