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治之城】“守财奴”恶习不改 说好的基本法145条社福权呢？
香港《基本法》为香港特区的宪制性文件，为“一国两制”的法律根据，亦是中央及特区政府再三强调要全面认识及准确落实的一大规章。然而坊间对《基本法》的争议和讨论，往往围绕住有关国家安全的23条、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45及68条等。而至于政府的理财模式，官方一直奉107条为至高无上、不可违背的条文：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
政府官员一直以此为金科玉律，将财政支出压低在本地生产总值的20%以下。尽管在林郑月娥在竞选特首时声言不认同过去官员对《基本法》107条的诠释，在其所称的“理财新哲学”下，仅将其支出比率提升至本地生产总值的21.7%，并在未来五年间增加22%，比20%仅多两个百分点。
殖民地时代的前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顾汝德（Leo F. Goodstadt）在其著作《失治之城——挣扎求存的香港》（A City Mismanaged: Hong Kong's Struggle for Survival）便猛烈批评政府死抱107条，更以此为托词，剥夺了《基本法》145条赋予港人的社福权利：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原有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上，根据经济条件和社会需要，自行制定其发展、改进的政策。
历任政府蔑视港人社福权
九七以来历任政府对《基本法》145条蔑视达到了荒谬境地。董建华声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却同时间鼓吹儒家集体主义，指照顾老弱伤残者为家庭的责任，弱势群体亦必须找到自己的生存手段。
董建华的继任人曾荫权在无视港人的社福权上更加变本加厉。其治下政府虽已转亏为盈，然而仍吝啬社会保障的开支，更声言用政府资源帮助穷人犹如“堆沙填海造地”，又叫食物及卫生局调查有否老人滥用医疗资源。其于2008年宣布将生果金加至1,000元同时加入资产审查，结果惹来民意反弹，黄毓民在立法会掟蕉的激烈行为，反获得不少掌声。
相比起曾荫权，梁振英虽然对社会福利有较多着墨，亦取消了为人诟病多年的“衰仔纸”制度，但其对穷人的偏见，从媒体引述其声称一旦开放普选，相对贫穷的人口将主导政府政策的言论可见一斑。梁振英任内亦对坊间建立全民退休保障的诉求充耳不闻，仅作小修小补的短期措施，对《基本法》145条中发展及改进社会福政策的规定毫无承担。
林郑月娥政府虽然口口声声重视社福政策，但执行起来根本跟她前几任政府无甚差别。其任内最受争议的政策，莫过于将长者综援年龄下限升至65岁，把60至64岁的人士摔出社会保障外，在改进社会福利制度不进反退，不仅令全民诧异，更有违《基本法》145条的精神。
量入为出仍须视社会实况
政府一直以《基本法》107条中的“量入为出”原则为托词，将政府开支严控于本地生产总值的20%以下，然而其20%标准根本毫无法律基础。首名将预算上限定为20%的财政司为夏鼎基在70年代提出，但其1980/81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已承认“要规定公营部门相对体积的最高极限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夏鼎基与前任的郭伯伟皆为香港“积极不干预”理财哲学的奠基人，郭伯伟更曾指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需要直接征税超过一倍，然而在两任财政司治下，却是政府最“积极干预”，大规模推行社会福利制度，政府公共开支大幅膨胀的麦理浩时代。除了九年免费教育、十年建屋计划外，政府更引入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确立了综援前身的公共援助计划。
殖民地政府大规模推行社会福利，背后自然有其盘算。当时香港刚经历六六、六七暴动，引发移民潮，社会人心躁动，而距离九七主权问题亦逐渐接近。政府欲藉诸多社会改革，改善社会最低层市民的生活，改变殖民地的面貌及旅居之上的人心，建立对香港的归属感，借此亦可向北京争取谈判筹码。此也如八九民运后爆发移民潮，殖民地政府大幅增加开支，推出“玫瑰园”计划及扩充社福制度，以图安抚人心如出一辙。
庸官治港势难挽港人离心
今天在占领运动后香港人心躁动，旺角暴动、港独冒起等事足以佐证，市民当中欲移民者亦有反升趋势，一个有为的政府绝对有责任挽回疏离的人心。奈何庸官治港，只懂因循守旧的当“守财奴”，罔顾港人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央政府多年来已不厌其烦敦促特区政府要改进社福制度。两任总理温家宝、李克强亦先后要求特区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人民生活，此根本符合《基本法》145条所赋予的社福权利。
然而现实的政府政策为何呢？2008/09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政府推行了总值280亿元的利得税、物业税、薪俸税削减及宽免，对弱势群体的福利开支增幅却仅为其一半。而在2017/18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的一次性救济款项中，竟有64%用于退还给薪俸税、利得税、差饷，仅有16%拨款予社会保障受益者等基层家庭和弱势群体。
《基本法》的社会福利权长期受到忽视，深为市民不满。可惜的是，一众庸官仍如在梦中，对于市民诉求置诸不理。数年前，香港经历动荡，抗争者表面上对政治体制不满，但触发民愤的本因却是政府施政重富轻贫。官员必须尽快觉醒，认识香港的深层次结构问题，当市民再次走上街头，以呐喊将官员从善治的梦境中带回现实世界，那时一切已经为时已晚、难以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