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佩奥为伊朗制裁解话 “美式伪善”尽见其中

撰文: 评论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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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退出俗称“伊朗核协议”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JCPOA)后,不少中外评论员都把此举理解为特朗普对前任奥巴马的鄙视,借推倒前朝政绩树立威信。未几,局势又因美国单方面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制裁而升温。近日,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就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撰文,向外界解释对伊朗政策转向的目标和手段。虽然蓬佩奥把这套外交政策命名为“特朗普主义”(Trump Doctrine),但个中的理据仍属旧酒新瓶,难掩多年来美国在中东追逐霸主地位的野心,其裁制准则更是难言客观公允。

美国制裁伊朗的指令,将于11月4日生效。(路透社)

制裁是建基于“国家安全” 还是“国家利益”?

蓬佩奥指出,特朗普上任后扭转对伊朗的立场,是因奥巴马所采用的政策不但无法阻止伊朗发展核武,更令伊朗在伊拉克战争后乘势而起。反而,他认为特朗普退出JCPOA,可为“长期受困扰的当权者,创造了一个和平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机会”。“国家安全”四字固然是美国在内政、外交事务上的常用词汇和理据,但问题是,伊朗对美国制造了何等的“国家威胁”呢?

跟过去的美国总统一样,蓬佩奥在文中以1979年伊斯兰革命,作为当代美伊关系的论述起点。蓬佩奥认为,自那时起“该政权就一直推动革命思想⋯⋯而伊斯兰革命卫队成立的特种部队(Quds Force),负责出口革命思想到国外⋯⋯结果,在过去40年间,该政权(在中东)种下了大量破坏和动乱的种子”。可是,把时间轴置于1979年作始,不但有碍理解伊朗发展核武的动机和其外交举动,亦是以偏概全、“剪贴论述”之举,不过是用以配合官方的政策目标。

“伊斯兰革命卫队”受到伊朗人正面评价。(Getty Images)

须知,当代美伊关系的变奏,是1953年美国中情局与英国军情六处联手策划军事政变,推翻时任民选总理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以报复他把伊朗石油业国有化,令美国失去了支配中东能源供应的地位,这才间接激发后续的伊斯兰革命,令巴勒维王朝倒台。连同美国在两伊战争(1980-88)意欲借力推翻伊朗政权、暗中资助独裁者萨达姆(Saddam Hussein)两事可见,虽然德黑兰秘密发展核武有违国际共识,但在国际关系101中,保护政权稳定实为首要任务,故亦应把此脉络置于讨论当中。

反观,更重要的问题是落在伊朗如何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官方文件经常调用此词,来正当化、合理化不同的政策,但关键在于美国从来没有就“国家安全”定下清晰的阐释。若“国家安全”是指伊朗入侵美国的话,其谬误已可见于美国国防部的解密报告。报告写道:“伊朗的安全战略仍然专注于防卫,并继续援助反对美国利益的政府和团体。”换句话,在看待官方文宣时,“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是可互相替代,即是现今伊朗的外交活动,撼动了二战后美国—沙特—以色列在中东建立的利益同盟,才会被建构、打造成美国的敌人。

伊朗民众在每年11月都会到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外示威,纪念伊朗人质危机爆发。该事件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发生,长达444天,事件亦为华府与德黑兰政府之间的恶劣关系展开序幕,至今仍没有改善迹象。(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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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准则双重标准 可见美国伪善

蓬佩奥除了用“战略计算”来包装特朗普的“Twitter治国术”,还严辞批评伊朗人权状况,作为经济制裁的原因。文中指出,“特朗普政府将继续揭露(伊朗)政权的非法收入来源、恶意活动⋯⋯和野蛮的压迫”,并指出伊朗民众有权得悉政权的所作所为。平情而论,伊朗一如区内其他国家,其管治手法确有违反人权,但此能否上升至经济封锁的理据,却是值得商确。

事实上,蓬佩奥提及有关伊朗的罪状,在中东诸国比比皆是。先撇除亲密盟友沙地对异见记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劣行,埃及在打压公民自由上的“成就”,也跟伊朗“不遑多让”。据人权观察指出,自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上台后,“政府对异见者采取零容忍政策,通过了压迫性的法律”;当局更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借口下,对执法部门滥用权力的行为几乎是完全视而不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周三(10月3日)宣布,美国将取消与伊朗1955年签订的友好条约,并指摘德黑兰为美军伊拉克任务的威胁。(路透社)

可是,世界警察不但未就塞西违反人权而提出制裁,反而却似是“论功行赏”,续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早前,蓬佩奥去信给国会,解释为何美国要继续向埃及提供援助(注一)。最令人感到荒诞的是,此信并没有“政治正确地”向议员确保“人权正在改善中”这类官话,却反而花了不少篇幅描述埃及政府的暴行,包括法外制裁、不公正审判及审查制度等,当中更坦言“埃及的整体人权状况继续恶化”。然而,国务院在回应这份外泄文件时,却指“加强与埃及的安全合作,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问题是,既然两国同是违反人权,为何美国可对埃及提供军事援助,却反过来封锁伊朗经济呢?两者的“国家安全”又是暗指甚么?答案显然而见。

在此重申,本文无意为伊朗国内的人权争议开脱,而是要点出美国在外交事务的伪善之处。近年,不少学者、评论员眼看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举动,都搬出一套“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已死”的论调。他们要不是强调美国过去在维持世界秩序的角色,就是呼吁欧盟领袖填补空缺。须知,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不单是指多边主义、重人权和民主协商(联合国),个中更有国际法法治的意义,即国家须按单一的“游戏规则”行事,不容双重标准,更不是谁和谁领导秩序的命题。美国在伊朗没有违反JCPOA下制裁伊朗,试图以经济手段拖挎政权,这不是“经济侵略”又可是甚么呢?

注一:蒂勒森(Rex Tillerson)“被辞退”前,曾利用法律渠通,阻止美国向埃及提供总共1.9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