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美外交政策双重标准 伊朗拥核就是敌人?

撰文: 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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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推翻了由美国扶植的巴勒维(Mohammad Pahlavi)王朝,并建立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间接引发了“伊朗人质危机”,令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就一直处于水火不容的境地。自此,美国历朝政府的官方论述都把伊朗描绘成“敌人”,而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更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贴上“邪恶轴心”(Axis of Evil)的标签,并指摘上述三国是赞助恐怖主义的政权。从民调可见,确实有不少美国人认为伊朗是头号敌人,反映出美国官方“文宣”奏效。虽说伊朗的人权问题跟中东大多数国家都不遑多让,但将伊朗妖魔化的论述,其实只是隐含着帝国主义的修辞。

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在2002年的国情咨文中,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贴上“邪恶轴心”的标签(VCG)

美国无法拉拢“敌人” 转为妖魔化“盟友”

在官方论述中,伊朗已被西方传媒标签成敌人,成为美国国家的一大挑战,同时亦成功令民众相信和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政策。根据盖洛普(Gallup, Inc)的民意调查,在乔治布什和奥巴马执政的年代(2007至2012),多达四分一美国人认为伊朗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不过,诚如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道理,美国的官方立场同是摘取“适当的”的历史来建构论述,刻意忽视历史的全部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从而合理化自身对伊朗的外交政策,也遮掩背后的利害关系。

从官方论述看来,伊朗跟朝鲜致力发展核武,表面上是横蛮无理、“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但若果将历史叙事的时间轴拉长,伊朗的确有发展核武的“正当理由”。1953年,美国中情局与英国军情六处联手,策划军事政变推翻时任民选总理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用以报复摩萨台将伊朗石油业国有化,并扶植亲西方的巴勒维。解密报告更指行动得到政府内部最高层的核准,英国事后更试图阻止消息外泄。

伊朗前首相摩萨台。(维基百科)

伊斯兰革命推翻高压的巴勒维王朝后,成立政教合一的政体,令美国逐步失去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性。两伊战争(1980-88)爆发,美国为了资助萨达姆(Saddam Hussein)在战争中能打倒伊朗,把伊拉克从“资助恐怖主义”名单剔除(有趣的是,美国后来又因为萨达姆与阿尔盖达组织有联系,重新把他置于资助恐怖主义名单),以便向萨达姆提供战争所需物资,增加萨达姆之力,推翻反美伊朗政权的机会。

在伊朗眼中,美国不只一次尝试推翻德黑兰政权是国家最大外敌,而其核武计划同是在此考量下产生。撇除上述美国直接参与的事件外,有统计显示,在冷战期间(1947–89)美国共有72次全球行动,试图推翻“危害美国安全”的政府。有鉴于此,德黑兰政府的政治盘算其实跟朝鲜政府差异不大:在军力差异极大的前提下,如要不依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而行,发展核武是唯一和必须的手段。故国际关系上没有无故的恨,不论是伊朗还是伊拉克,两国的国际地位和标签,都是跟据美国对“国家安全”的定义而改变。

萨达姆当初向美国交出大规模杀伤力武器(WMDs),美国仍指控萨达姆政府拥有武器,最后更推翻萨达姆政权。(VCG)

解密文件揭美国双重标准 是敌是友还看国家利益

2010年,美国国防部应国会要求,解密一份有关伊朗军事力量的评估报告,当中有不少段落陈列出将伊朗列为敌人的因由。报告除了正确地指出伊朗,在革命后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政权生存外,还一如既往地指控伊朗透过多种手段,包括支援“恐怖组织”,来破坏地区稳定,还指德黑兰的核武计划是重点的威慑手段。

不过,美国定义“敌人”的标准亦有斟酌空间。伊朗所资助的“恐怖组织”,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Hezbollah)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Ḥamas)等,实际上皆有从事国际恐怖活动,但其活动主要是解放和对抗以色列在两国的非法入侵和殖民地扩张活动,故上述两个“恐怖组织”均在当地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诚如一句老话:“恐怖份子”和“自由战士”的差异,其实只是一体两面的表述。 

武装组织真主党在黎巴嫩控制不少土地,拥有的火力甚至比由美国及沙特支持的黎巴嫩政府军还要强大。领袖纳斯鲁拉不但指控沙特正向黎巴嫩发动战争,亦明言若果开战,真主党一定不会孤军作战,在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哈马斯或许会加入战线,以色列要评估能否应付来自多方的攻击。

然而,虽说真主党和哈马斯的行动有的是针对平民的恐怖活动,问题是美国标准只是针对伊朗,但没有应用到其盟友沙特阿拉伯上。911恐袭中,19名恐怖分子中有15人为沙特公民,而美国官方调查报告(有部分页数仍被加密)显示,沙特跟劫机者亦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再者,在也门内战中,沙特领导的联军曾对一座进行丧礼中的会场进行空袭,造成至少155人死亡,当中大部分是平民。如果按美国政府的评估标准,沙特阿拉伯毫无疑问同是“恐怖国家”,而美国亦因出卖军备予沙特,岂不是成了“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

再者,有关伊朗的核问题上,美国同样持有双重标准。1972年《核武禁扩条约》签订之后,美国因地区利益和盟友关系,默许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发展和拥有核武。但三国拥核的托辞事实上亦跟伊朗大同小异(以色列官方从未公开承认或否认自己的核装备),以保护国家主权为由,拒绝签署《条约》,最后不了了之。伊朗则亦以同样的理由开发核武,却换来西方各国经济制裁和武力恫吓。

自1979年伊朗革命后,伊朗与美国关系一直恶劣,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场后双方关系再跌至谷底。这里是德黑兰前美国大使馆外墙,1979年伊朗学生包围使馆及挟持职员事件后,伊朗政府将之改为博物馆,公开展览美国中情局在里面的绝密设备及资料。(蔡传威摄)

在西方传媒和民众眼中,伊朗(或朝鲜)危害地区和平的论述,已建构出一般人对伊朗的负面观感。观乎美伊两国的外交问题,官方以不同重现历史的手法、不同的叙事手法,已可带出截然不同的观感。虽说伊朗在支持“恐怖组织”和发展核武两事上有违国际协定,但个中的是非对错,又是否能像主流传媒般,可有明确的界线去划分?若德黑兰要保护政权的完整,维护国家的自主性,总不可在中东世界扮演“佛系国家”,就能换取地区和平。

在评估报告也有一个中肯的论点:“伊朗正在扩展势力范围,支持其他政府和异见份子,皆于反对美国利益。”就这样,伊朗就成了“邪恶轴心”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