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海明察｜香港有无可能出现“家超经济学”？

梁海明专栏｜寰海明察

香港特区政府和各界人士正苦寻经济发展良方，亟需新的思维方式来拼经济，其中之一是更多使用行政引导经济发展的手段。虽然此举或招致将“小政府、大市场”奉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人士和舆论的猛烈批评，但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外地发展经济的做法。

与新自由主义人士“只要缘份到了，经济自然会好转”的“佛系”思维不一样，近年经济遭受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多层重创之后，逼迫欧美国家政府纷纷转向加大对经济干预的力度，这种通过行政引导来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也已成为了趋势，无论是政府出台行政命令加强对工业未来发展的指导，还是提高对外资审查力度以保护本国产业，都体现出这一趋势。

以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为例，德国政府近年提出自二战以来的首个国家经济战略《国家工业战略2030》。该战略的一大基调，是政府在工业发展和产业变革中的角色将会加强，战略明确提出政府将通过行政手段扶持大企业的发展，帮助企业扩大规模，而且对国民经济越重要的行业，政府的行政参与将越多。特别是在电池技术、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此类既对未来产业格局十分关键，同时德国又比较薄弱的行业，德国政府不排除效仿50年前创立空中巴士的模式，参与组建行业巨头。

该战略还以中国制造为例，认为在产业政策方面一个特别成功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国政府将积极主动的国家政策与市场经济原则有机结合起来，如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到目前为止已证明是非常成功的。

由此可见，德国政府已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教条产生信任危机，与新自由主义所鼓吹和推行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价格和利率市场化等的理论观点、政策主张逐渐背离。

和德国政府相似，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政府近年来也越来越“大政府、小市场”，通过更多的行政引导手段来促经济、稳就业和推动制造业发展。

例如，美国商务部早已成立美国劳动力政策咨询委员会，和美国工人全国委员会一同制定、实施相关政策改善美国劳动力，以更好地迎接21世纪的挑战。美国政府此举，是由于随著高科技产业的日益发展，自动化的兴起和AI取代更多就业机会，目的是帮助弥合美国工人在现代经济中日益扩大的技能鸿沟，使美国工人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

又如美国拜登总统于2021年11月已将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IIJA）签署成法。这项跨党派的立法为州和联邦机构提供了高达1.2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翻新道路和桥梁、改善饮用水和互联网连接，以及增加清洁能源项目的数量。而且，这些投资项目要求基建项目购买美国产原材料，这种希望用“美国铁”、“美国钢”、“美国工人”等的行政命令，无疑是要求政府承包商采购美国制造的原料和产品，雇佣更多美国工人，以响应政府致力于推动美国制造业发展、在美国本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目标。

拜登政府的相关做法，无疑是受传统供给学派的影响，而非受新自由经济主义的影响。这是因为美国经济增长有陷入长期停滞的风险，拜登上任之后，即通过一系列地行政命令推动基建、经济改革等措施，希望以此重振制造业，提升美国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

外界将拜登治下的“大政府”称为“拜登经济学”（Bidenomics）。从正面角度来看，对于拜登而言，抓住提振经济增长、稳定工人就业的主线就等于抓住了美国的主要矛盾，抓住美国的主要矛盾也就等于抓住了选票，以此冀望可顺利连任。

必须承认，在经济学界，究竟是“小政府，大市场”较好，还是“大政府、小市场”更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一直纷争不断，至今尚无定论。但笔者认为，对于更关心“民间疾苦”的政府而言，推动产业调整和发展、促进就业和经济向前，以及防止出现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无疑是其最高责任。尤其是在面对“市场不能”、“市场自溃”的情况，政府若还“佛系”地等待“市场调整”，很有可能将导致危机的出现乃至恶化。

事实证明，中国成功晋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离不开中国政府对产业、经济发展的引导。而近几年来不管是德国，还是美国政府，他们在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出现困境或者市场有较大波动的时期，果断发挥政府强制性引导经济的行政职能，以遏制结构调整、经济危机、市场巨幅波动给民众、社会带来的损害，这种做法也已超脱了到底“市场”多一点，还是“市长”多一点的教条主义，而是更加以民为本，以社会为依归。

对此，在上述国家的成功示范下，香港特区政府未来不妨也考虑如何进一步采取行政引导方式，以此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

作者梁海明是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