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明|香港可以从瑞士身上学到什么?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近日到瑞士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对瑞士正式访问,届时世界的焦点又将聚集在瑞士这个只有约800万人口的中欧国家。瑞士广为外界熟悉的,除了每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之外,还有约200座世界顶级的天然滑雪场,以及瑞士的银行为遥远的国际投资者与世界富人担当著“财富守护者”的角色。然而,瑞士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称号,那就是“公投狂热国”。
来稿作者:梁海明
瑞士作为全世界最爱公投的国家,自1848年开始就建立公民投票制度。瑞士的任何提案,无论大小,只要能在18个月内集齐10万个民众签名,就能成功进行公投。由于瑞士总人口约800万,这意味著发起公投只需要八十分之一的民众支持即可,门槛并不高。
故此,瑞士的联邦议案加上地方议案,瑞士国民大约每隔一个月就要公投一次。而2024年即将展开的公投项目,则是被形容为“阿尔卑斯之声”的放牧牛群身上挂的铃铛,被市民投诉音量超过噪音水平,十分扰民,因此瑞士民众要求通过公投来决定牛铃铛是否继续保留。
引发世界各地极大关注和议论的瑞士公投,则是在十年前为是否“全民派钱”和2020年是否“设立最低工资”举行全民公投。
担心提高税收 反对全民派钱
当时提出“全民派钱”的瑞士民众,表示要为所有瑞士国民无条件提供一份基本收入,从国民出生那一刻起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无论工作与否,每月都能领到一笔固定收入,并要将这项福利纳入宪法,让国民能从此不为五斗米折腰,从而追随自己的兴趣去工作和生活。他们同时建议,须分别向瑞士成年公民和未成年人每月发放2500瑞郎(约合2560美元)和625瑞郎(约合640美元),以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
提出“设立最低工资”的瑞士民众,则表示瑞士日内瓦是非常昂贵的一个地方,也是有钱人才能负担的一个城市,这里有庞大的私人银行业务,还有联合国和多家国际组织与机构的雇员,因此推高了该国的物价。但瑞士低层的市民,由于物价昂贵,但收入不高,因此生活相当艰苦。不少瑞士民众认为,只有设立最低工资,才能更加保障低层市民。
瑞士这两个公投的结果均让各界非常意外。“全民派钱”的公投,在参与投票的约250万瑞士国民中,有76.9%的国民投了反对票!这让外界惊讶,为何瑞士人有钱攞都唔要?究其原因,一是若然瑞士国民每月有2500瑞郎的固定收入,就意味著瑞士政府每年将增加至少2000亿瑞郎的支出,这笔额外支出从何而来?无疑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瑞士政府将通过提高税收的方式来转嫁到国民身上。二是担心未来会有更多难民和移民选择涌入瑞士,加重瑞士的财政负担。三是担心瑞士国民会陷入习惯于不劳而获的深渊,而最终自食苦果。
无惧副作用 撑最低工资
至于“设立最低工资”的公投,虽然瑞士政府提出反对,因为担心最低工资增加企业、社会成本,会损害出口竞争力,进而破坏经济的增长。大多数瑞士公司也提出反对,面对如此高薪的最低工资水平,创造2/3就业职位的瑞士中小企业,将面临严重的经营成本负担,为保持全球竞争力,这些中小企业很可能会为了节省成本,被迫削减全职员工的数量,以及改为多聘请兼职员工。
而且,实施最低工资还有附带效应,那就是最低工资提高后,其他人的薪资也必须水涨船高,企业雇主只有如此才能吸引、奖励工作表现比较优秀的员工。如此一来,企业的经营成本要进一步增加,而且加薪员工交的税也要被迫增加。
瑞士的个人所得税率并不低,加上除了税种多,不仅联邦政府,就连各州及乡镇,也有权独立征税外,瑞士还对所得税实行的是累进税制,民众收入越多,需要缴纳的税收份额也就越高,位于税率临界点部分人所缴纳的税还可能会高于加薪的金额,这无疑会严重挫伤员工的劳动积极性。
然而,最终结果是有58%国民投票赞成“设立最低工资”,42%投票反对,公投最终获得通过。瑞士日内瓦自此引进了世界最高的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规定为每小时23瑞士法郎(约211港元),每个月最低工资则为4,000瑞士法郎(约36,648港元)。瑞士的这个最低工资,是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最低工资的两至三倍。
有益抑或有害 如鸡先定蛋先
瑞士有关“全民派钱”和“设立最低工资”的两次公投,均引发全球各界人士的关注和讨论。不少人士认为,无论是“全民派钱”,还是“设立最低工资”,均能在通胀逐年上涨之下,保护弱势群体,并缓解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而且,只有“全民派钱”和“设立最低工资”,市民的收入才能更高,才有更多钱去消费,只有增加市民消费,才能促进经济发展。
确实,我们必须看到,从保护弱势群体的角度出发,“全民派钱”和“设立最低工资”有其必要性。但另有观点则提出,“全民派钱”和“设立最低工资”很有可能受惠的只是那些剩余劳动力(Surplus Labor),但却无法有效解决整个劳动市场上,所面临的整体低薪问题。
皆因无论是“全民派钱”还是最低工资,若然订得低于市场均衡工资(Market Equilibrium Salary)的话,公司则只愿意以市场均衡工资聘请员工,最低工资就没有什么实际作用。而“全民派钱”或最低工资,若然订得高于市场均衡工资的话,就有可能会导致公司为节省成本,缩减招聘员工,甚至是裁减员工,变相令失业率上升。
这正如古书《淮南子》所言:“爱之适足以害之”——初心是想要帮弱势群体,结果却可能是害了他们。
加上,高通胀与“全民派钱”、“设立最低工资”之间的关系较为矛盾,因为到底是物价先上涨了,再“全民派钱”、“设立最低工资”以维持购买力?还是由于推行了“全民派钱”、“设立最低工资”,从而导致生产成本上涨,引发物价随之上涨?这如同在询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应协助产业升级 提高企业竞争力
那么,该如何做到既可保障底层市民,又能提升他们的购买力,以增加消费,还能促进经济发展?专门研究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公问题、任教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和巴黎经济学院(PSE)的经济学家皮凯提(Thomas Piketty)曾提出有关建议。
他在其著作《廿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此著作曾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Paul Krugman]赞誉为“可能是十年内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指出,要提升低收入市民的购买力,应采取例如大力投资教育和科技,加强培训提高技能,采取税制改革等措施。皮凯提言下之意,就是要协助产业升级、提高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并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职业素质和能力,以及营造较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以振兴经济。经济发展了,民众的收入也就自然增加了。
瑞士有关“全民派钱”、“设立最低工资”的公投结果,以及法国经济学家皮凯提的建议,相信不但值得西方各国政府深思,也应该值得香港特区政府乃至那些积极考虑如何保障底层民众者的香港各界人士深思!
作者梁海明是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文章分题为编辑所加,内容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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