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桂战争】国民政府统一后首场内战　白崇禧为何由妥协到反蒋？

【艺文编按】本文节选自白先勇、廖彦博《悲欢离合四十年——白崇禧与蒋介石》第一册。北伐后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维持不到半年便爆发首场内战“蒋桂战争”。本节交代蒋桂战争（1929年3月至6月）期间，白崇禧如何由建议同为桂系的李宗仁接受蒋介石开出的停战和平条件，到后来坚决反蒋的过程。
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可是蒋介石麾下军阀派系林立，促使蒋以北伐结束为由，下令裁军整顿各方人马，因而引起各方反对。蒋介石于是采取逐个击破的方法，先找新桂系的李宗仁开刀，1929年初，蒋介石在湖南培植亲信，想夺取桂系控制的湖南地盘，桂系发觉后，立即向湖南增派军队 （即下文“湖南事件”，亦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全国后，首次地方军人的异动，后人亦称为“两湖事变”），双方矛盾尖锐化。1929年3月26日，蒋介石指责桂系威胁中央，下令讨伐，并暗地收买桂系将领阵前倒戈，原本驻扎河北之新桂系部队由白崇禧指挥，白的部下多为唐生智旧部。蒋将唐生智从日本接回，并派唐生智赴河北唐山收买其被白崇禧收编之旧部两个师，最终使白崇禧对军队失去控制，幸得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通知，白崇禧才在政变中侥幸逃生，乘船逃离河北。

蒋氏私下动作，此时的白崇禧自然全不知情。对桂系内部，白仍安抚主战派将领，要他们隐忍退让，对外则希望各方出面调停。

三月四日，南京方面由何应钦、陈仪等人向李宗仁转达蒋介石对湖南事件和平落幕开出的条件：一、改组两湖省政府；二、武汉政治分会与第四集团军总部，由李宗仁等自动呈请中央撤销；三、湖北湖南各军退回原防。何应钦等人还传达蒋的意思：“若不能完全遵照办理，宁以武力解决。”李密电征询白的意见。白氏于隔天回复，表示自己与李品仙、王泽民等人连夜商议，一致认为：

//此次我方政略、战略均处于不利地位，不如暂时忍耻接收［受］其条件，然后将北方各师以编遣为名，调回武汉，整理两湖。//

白氏表示，此乃万全之策，希望李能速做决断，“否则一旦决裂，我方兵力南北分离，未必能操胜算”。同一天，他又与部将廖磊、李品仙等人联名致电李宗仁，吁请其尽量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条件，使整起事件能和平落幕：“况四集将士谁非介公（蒋）部曲，应如何处分，何事不可从长计议。禧等已电请德公对介公所提条件，尽量接收［受］矣。”白氏力主桂系退让，另还有一个重要理由。他在致胡宗铎、夏威、陶钧等人的密电里表示：

“此次风潮因挑拨者多，恐难避免，我若能万分忍让，预料三代大会必有风波，因马二决不甘居人下也。”所谓“马二”，指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白崇禧研判冯玉祥与南京方面冲突势所难免，如果桂系能够在这次湘变中隐忍退让，三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上，局面必定会出现变化，如蒋冯之间先爆发冲突，桂系便能好整以暇，居于“隔山观虎斗”的有利地位。三月六日，白氏再次敦劝李宗仁：

以现在形势论，从政略战略两方观察，我方若与下游决裂，实难操胜算，两败俱伤，渔人得利而已，而民困未抒，何忍乎？兄等无论如何务须忍耐，以镇静处之，不必急急调遣部队，先惹谣言。

“渔人”所指，同样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白显然看出，此时如果与蒋开战，桂系胜算不大，因此竭力主张战略收缩，以待后续变化。

与此同时，白崇禧诸多动作，都在呼吁和平：三月七日，他接受报刊记者访问，强调湖南事件“始终须服从中央”，并破除自己已由北方秘密潜抵汉口的谣言。同日连致阎锡山两通电报，除了称湘变自己事前不知情、愿意接受中央处分外，还恳请阎出面主持调停。

但情势在八日出现重大变化，主要原因是李宗仁的态度强硬，不愿让步。三月三日，也就是当白崇禧正努力斡旋之时，李宗仁已经透过管道向蒋表示，南京所提各条件，“政（治）分会及总部取消尚易办到，惟湘省军队回原防绝对难办。”显然不愿放弃湖南。

李在三月八日这天通电辞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职务，表面上为引咎请辞，实际上准备与南京决裂。李在隔日致电白，表示“某（指蒋）根本消灭我方，”而武汉要打破眼前难关，“为自卫计必须与冯（玉祥）联络，不必顾虑将来。至兄（指白崇禧）在平，须与各方敷衍又当别论，但不宜对冯有不好表示，做事以变通为要，不比个人交友，可以求全责备。”要白氏准备联合冯玉祥共同反蒋。

李宗仁是桂系的头号人物，主帅既然已决心与蒋开战，白崇禧只好转而为李筹划战略。“此次宁方（南京）小题大作，窥其计划不仅夺取湘鄂，且欲饮马珠江也，”白在致李的密电中表示：“将来我方主力似应用于大江南岸，进可以直取江宁，退亦足以占领湘赣，与粤方紧为衔接，兵力集中似应本此要旨。”而江西赣州对于确保两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所以战事一开，桂系应由广西出兵，先夺取赣州。“此着极关重要，望公早图之。”白希望留守广西的黄绍竑，开始秘密准备。至于武汉，白仍然认为“决不能守，更无所用其留恋。”他希望桂军主力“在相当时机，应全师南返，”占领湘南、赣南，与南京持久作战，引诱敌军深入，等到两广生力军开到，“然后猛烈袭击，一举歼灭敌军，胜算终属于我。”

按照白的策略，桂军纵使未能一战而胜，也能争取战略主动。可是这时桂系上下，弥漫着一股浮躁求战的盲目乐观气氛，不但主帅李宗仁态度强硬，前线将领胡宗铎、陶钧等人气燄更盛，两人都是湖北籍，如今衣锦还乡，不愿放弃湖北地盘，声称“决心死在武汉”、“败也绝不移动”。白的筹划，最后竟无法实施。

三月十一日，立场与桂系接近的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入南京调解，希望和平解决湘变，但蒋介石研判“武汉无真实之觉悟，中央不能不积极准备也”。所谓“准备”，就是派人到河北策反白崇禧部。

策反白崇禧部一事，蒋氏早已秘密筹划许久。白部在编遣后辖四个师与一个独立旅，除了独立旅韦云淞部为广西部队外，其他都是唐生智旧部，蒋即利用唐来瓦解白部。先是一九二八年九月三日，胡汉民由欧洲返国，抵达上海，蒋得知后非常紧张，以为李宗仁等将拥胡倒蒋，便找来与唐生智旧属刘兴，给一百五十万元活动经费，要刘到天津、塘沽，把白崇禧指挥的部队抢过来，并说：“如果可以把健生捉住，便杀了他。”这时白还在滦河前线，与直鲁军对阵！由此也可知白部粮饷迟迟不到（见本书第一章），是蒋氏蓄意所为。根据唐生智派驻在上海的代表龚浩回忆：一九二九年一月间蒋派人与其接触，之后又由何成濬居间联络，开出条件：

“（白崇禧）部队拉过来，官兵一次发三个月饷。”蒋的分化策反，效果良好，据一名此刻在北平白军中的唐生智旧部向蒋密报：“自唐部归白，湘桂歧视”，白又“年少喜事”，原籍湖南的官兵“既忧饥困，又恐从白陷于不义”，军心极度动摇。

这次策反行动，蒋百里是幕后军师，蒋介石的左右亲信张群、宋子文、朱绍良等均有参与。龚浩为唐生智打头阵，于三月五日秘密抵达天津，约一星期后潜至唐山军中，会见各级将领。他宣布两点：各军必须采取行动，脱离桂系，如果做到，他负责发放军饷三个月。唐生智本人也在何成濬安排下，由上海搭轮船抵达天津。这时白崇禧对于何成濬的动向已有警觉，“何成濬到平召集一、二、三集团（军）将领开秘密会议，出示蒋之密令，授一、二、三集团以监视我军之任务，”白于三月十二日致李宗仁、胡宗铎的电报中表示：“一、二、三集团态度已渐明了，且据确息我军如南下，恐友军必在途中截击，何成濬更明白表示，禧须离开北平。”但蒋用唐生智来北方接收旧部，白全被蒙在鼓中，他日后回忆：“外面风声一天天紧起来，我完全不知”。

三月十四日，蒋方动作迫在眉睫。蒋致电何成濬，要求“白之行踪，应追探明”，对于通过保定、天津与石家庄的车辆，均要严格检查。十五日，国民党三全大会召开，蒋氏决定对桂系用兵顺序：“先解决唐山叛部，并调兵至得州布置，然后再在长江发动，解决武汉，并由江西入湘，解决湘局”。十六日，白崇禧接受记者采访，尚表示“湘事发生，风云紧急，余迭电请求和平，曾先后披露于报纸，现幸中央以宽大处之，湘事可以了结。”同日，蒋在给何成濬的密电中说，“据日本人消息，白有要求该部通过济南之消息，”认为白起兵谋叛已有确据，因此要何“加速进行”驱逐白崇禧计划，日后白部军饷可由中央负责。何于十七日向蒋报告，“处置韦部及唐山白部已有妥善布置，毫无顾虑。四集在北各部驱白通电二、三日内可发出”，唐生智将到唐山接管部队。十七、十八日，蒋又连电何成濬，要求何与东北张学良洽商，“负责监视唐山叛部”，“对白务须拘捕，并可悬赏若干”。

但白崇禧抢先一步，于十六日潜离北平。原来，当晚，廖磊、李品仙突然求见白氏，表示部队不稳，他们已无法控制，接着透露一个更惊人的消息：唐生智在南京策动下，即将抵达天津，白再不走，恐怕有杀身之祸。廖磊要白立即随他离开，沿途已经布置妥当；白表示自己没有盘缠，此时武汉方面的军饷二十万元恰好汇到，李品仙即拿出一万元做为白的旅费。廖磊一路护送白到天津大沽口，登上日本轮船“大连丸”，先开往日本九州门司港，隔日船抵上海。白本欲和李宗仁会合，但接到上海市长张定璠传来的消息：蒋要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登船捕人，于是紧急换船，转往香港。

白氏走得十分仓促，甚至来不及通知妻子马佩璋，后者得到丈夫出走消息，方才赶紧携尚在襁褓的长女先智，连夜雇车到塘沽搭船南下。

三月二十日，李品仙等第四集团军前敌将领通电拥护中央、声讨白崇禧，并悬赏五万元捉拿；二十一日，唐生智重掌旧部，宣布就任原来白部改编而成的第五路军总指挥，而廖磊因为掩护白氏出走，遭到唐撤职。

这次白崇禧因麾下部队被蒋介石策反，不得不仓皇出走，在他心中留下一道极深的阴影。“我指挥的队伍除韦云淞一师外，都是唐生智旧部，我能运用这支队伍，都是靠中央命令，中央要我西征，要我结束西征，要我北伐，要我肃清关内完成北伐，我都奉命而动。”白说道：“而中央堂堂正正派一个叛将来拆我的台，不要我，行动出我意外，”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白氏接受口述历史访问时，还是难掩愤慨：“蒋先生清党时，唐生智被共产党利用，成为反蒋的主角，后来蒋先生竟用他来拆我的台。”

李品仙等人被迫通电声讨白崇禧，说他“阴主武汉，逆谋破坏中央威信，强令该军撤退开滦，袭取平津，占领徐海，进逼首都”，这当然是欲加之罪，是蒋阵营派给第四集团军将领的说词，因为没有证据显示，白曾制订此一野心计划。但这同时也反映出蒋对于白崇禧能力的清楚认识，奈何这样的认识，全从猜忌和恐惧着眼。从蒋白关系来看，一九二七年八月蒋氏下野时，即起灭白之心；此次唐山部曲遭蒋策反，则让白崇禧走上反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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