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早年自传】五四运动任罗素翻译　第一代翻译西方哲学趣谈

【艺文编按】这篇文章节选自《赵元任早年自传》，作者赵元任（1892－1982）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会讲33种汉语，有“汉语言学”之父的美誉，后人将他与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并称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本文讲述1920年五四运动期间，著名美国哲学家罗素访问中国，赵元任担任罗素在华翻译，回忆当时与这位哲人的点滴。同一时间，赵元任刚解除婚约，热烈追求医师杨步伟并快速闪婚，当时二人举办了一个别具话题的“另类婚礼”，各大报章争相报道，并标题为“新人物之新式婚姻”，且看赵元任交代当中来龙去脉。

七、给罗素做翻译和结婚

8月19日我在南京的时候儿，胡敦复、胡明复和胡适告送我，梁启超和张东荪领导的进步党，请我做罗素的翻译，他很快就要到中国来演讲。三位胡先生警告我说，不要给进步党利用了，给他们提高政治上的名誉，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还说不要让他们只把我当作一个“翻译”。我答应他们会小心行事，同时我也愿意见见这位学者，给他做翻译，他的书对我在哈佛的工作有很大影响。这样起头儿我在清华当老师的事儿就节外生枝，我在北平城里待的时间比在清华园还要长。不过罗素来之前我还有时间北上，到清华教课。我在清华园西南边教务处的院子里头的西南角，找到了一间屋子。后来有人告送我，我住的那间屋子是一处福地，因为以前在那儿住过的单身汉很快就都结婚了—后来证明我也不例外。起头儿我教代数和英语，然后教务长赵国材要我改教中国历史和哲学。最后商定我来教心理学和物理。我还没教多少日子，就该南下去会罗素了。讲学社（这个社团是专门为邀请罗素来华讲演成立的）的蒋百里跟清华校长金邦正商量，“借”我去当罗素的翻译。蒋百里咨询的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比如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和秦景阳等人。不在清华这阵子，我托朋友王赓用我的讲义替我代课。

不过在我做罗素翻译之前，还有件事儿更让我伤脑筋，就是我和陈仪泉的婚约问题，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是我的家人（我父母过世后）替我订的这门亲。9月18日，我在国语统一筹备会开了一下午的会，会开完后要回清华已经太晚了，因为城门已经关了，于是我就去了庞家。表哥庞敦敏是我大寄娘的儿子，他的太太织文是我舅舅冯聃生的女儿，我叫她“五哥”。那天晚上他们家有一个顶大的聚会，客人大多数都是中央防疫处的职员，还有他们在日本学医的同学。聃生舅舅也在那儿，商量的结果是要退亲得花费两千元。是命中注定要不机缘凑巧，那天晚上我第一次遇见了五哥和敦敏的日本同学，李贯中和杨步伟两位女大夫，她们合伙儿在绒线胡同开了一家森仁医院。她们以前还有一个学医的同学叫林贯虹，早些年去世了。因为她们三个人的姓里头都带着木字，三个木字就是“森”，又因为现在少了一个人，只剩下“二人”，就是“仁”字，这就是医院名字的由来。第二天两位大夫请五哥和敦敏去中央公园吃饭，我是五哥的客人，也一块儿去了。我在日记里头说，两位女主人百分之百的“开通”，杨大夫以前也有一桩家里安排的婚事，她已经把婚约解除了。后来我们又去了医院，她们用法国糕点和美国巧克力招待我们。敦敏和五哥唱了昆曲，我唱了《安妮．萝莉》（Annie Laurie）。我想回清华，第二天八点钟还有课，可是没赶上，我的表慢了一刻钟。后来我差不多隔一天就去森仁医院。再后来，我得离开北京了，9月25日这天，我跟两位女大夫说，我后面会很忙，如果不能再来，希望她们别介意。可是那天晚上我又去了。我听到说外面出了车祸要找医生，我就跟她们一块去，走到大门口，急急忙忙地踩破了一个菊花盆子。打那儿以后，每年她（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过生日的时候我都会买一盆菊花。

我该南下去会罗素了。经过汉口的时候儿，我去看了杨缘生和杨雨生兄弟俩，是杨步伟介绍我去的。他们是她的堂兄弟，带我去汉阳铁厂、黄鹤楼等地方转了转。黄鹤楼让我大失所望，因为火灾后把它重建成了一座屋顶四四方方的西式建筑。我在九江待了几天，记录当地的方言。路过南京的时候儿，我就不用记录南京的方言了，因为我1907到1910年都住得那儿。10月13日，我在上海码头看到了波特豪斯（Porthos）号轮船，罗素肯定已经到了。我在日记里头说，罗素跟我在照片和描述里头看到的非常像，只是比我想像的更高些，更壮些，风度也更优雅些。我们在哈佛有共同的朋友，所以很容易就熟起来了。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和招待会，第二天在吴淞也是一样。陪着罗素的多拉．勃拉克（Dora Black）也讲了话。我得翻译欢迎辞和罗素与勃拉克的讲话，一般是讲一段翻一段。我发现客套话翻译起来很难，后来翻译演讲倒是相对容易些，尤其是我能看到演讲大纲的时候。

在上海没待几天，在回北京之前，我和罗素一行去了杭州、南京和长沙，沿途有趣的事儿很多。在女子高等师范，公众对罗素好奇得不得了，有大概一千五百人挤在外边进不来。那会儿没有好用的音响设备，能让外边的人也听见演讲。这次旅行也是我显示方言知识的机会。在西湖边上的杭州，我把罗素和勃拉克的话翻译成杭州话，杭州话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官话词汇的吴语，因为它以前做过南宋（1127—1279）的都城。我们坐江永号轮船去湖南长沙。一块儿坐船的杨端六是湖南这边的赞助人，我从他那儿学了一点湖南话。10月26日，我给罗素晚上的演讲做翻译，快完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上来，带着恭维的口气问我：“您是哪县的人？”我学湖南话还不到一个星期，可是他以为我是个官话讲得不好的湖南人，实际上我是能讲官话，湖南话却讲得不好。第二天还有几次聚会，我碰到了蔡元培（北大校长和后来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还有我的老同乡吴稚晖。湖南省长谭延闿招待我们，我给他做翻译，杨端六给罗素做翻译。那天晚上有月全蚀，罗素在讲话里头讲了一个关于月全蚀的故事：古代有两个天文学家，因为在出现月蚀的时候没有敲锣打鼓放鞭炮把想要吃掉月亮的天狗吓跑，结果被杀了头。可是杨端六只翻译了一些客套话，轧根儿就没提到月蚀！

回到北京后，活动安排得非常满。讲学社的蒋百里在内城东北边的遂安伯胡同2号找到了一处院子，我和罗素就住得那儿。他和勃拉克小姐住北边的正房，我睡在东边的厢房，西边的厢房是我的书房。那会儿就算没结婚的年轻人住得一块儿也是件离经叛道的事儿（小说《自由结婚》是1900年出版的），可是罗素先生和勃拉克小姐住得一个屋檐下头，轧根儿就没人大惊小怪。清华校长金邦正答应把我“借”给讲学社一年后，我就从清华搬到了城里。11月5日这天，进步党党首梁启超来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著名的学者和名人，20世纪初年的时候儿，他办的《新民丛报》每期我们都翘首以待。

罗素在北大演讲一般是在三院，在宣武门外的师大也讲过。第一次演讲大概有一千五百人听。第二次演讲过后，我在11月10日的日记里头写道：“我按照自己的意思补充和发挥了好多……翻译讲话比演讲本身更有意思，因为翻译能引起听众的反应。”在师大的演讲是关于哲学问题的，我们又遇到了老问题：What is matter? Never mind! What is mind? It doesn’t matter! 翻起来很难，只能说是一种英文的文字游戏。 It required a good deal of thought to prove that there was no thought.这句话还好译一点儿，意思是：要证明这里头没有思想，得耗费大量的思想。有一次勃拉克小姐在师大演讲，讲到没结婚的男人和女人，在中国话里头表示“结婚”的动词是不一样的，男人用“娶”，女人用“嫁”，结果我把这两个词弄反了，说成了“没出嫁的男人和没娶亲的女人”，听讲的人自然哄堂大笑，弄得勃拉克小姐莫名其妙。我只好偷偷地跟她说：“现在没时间解释了，回头我再讲给你听。”还有跟罗素的演讲连在一块儿的一些活动。11月蒋百里发起了一个《罗素月刊》，瞿世英当编辑。过了不久，傅铜发起了一个“罗素研究会”，他是罗素活动的一个赞助人，第一次会议是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的，后来还在其他地方开过几次会。

我的住处搬到了城里，跟罗素住得一个院子里，要去看我在森仁医院的女朋友就更方便了。她们经常请我在医院或者附近的馆子里吃涮羊肉。有一次罗素在师大演讲，我和杨大夫来晚了，罗素站在台上很是无助。看到我和一个女孩儿一块儿进来，他小声对我说：“坏人，坏人！”事情就是这样，我觉着自己很明白我爱上了谁，或者说打算爱上谁。不幸的是，李大夫有点蒙在鼓里。我给她写了封长信，语气很友好，说明了我的感受，我把信拿给韵卿—我心里头已经这么称呼杨大夫了—看，她说李大夫不会明白我的意思。我把信给她看，她果然没明白，所以我只好坦白跟她说，信里头说的是另外一个人。结果李大夫很快就弄得神经紧张，不得不到汤山温泉去疗养。我后来跟韵卿去看过她。有天晚上我去找韵卿，问能不能第二天早上去看她。她说好啊，她会在的。可是我说我想在中央公园西山坡见她。第二天一早她七点钟到的时候儿，我已经在那儿等她了。

“你那么高啊，赵先生”，她就是这样说“早安”的。

我走下来，跟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杨大夫。（我还不敢叫她的名字，除了在心里面。）我很欣赏你为你朋友做的事，可是我怕那样也许会害了她。我想好好的，可是我觉着不应该让别人误会我。也许我应该少出来找你们，就像我以前说的那样。可是为甚么—”我没说下去，跟她静静地在公园里走，最后在“公理战胜”牌楼下头停了下来。她说：“对，赵先生，你还是不要再来看我们吧。我想这样于你最好，于我们也最好。”她转过身去，就往外走。

“韵卿！”我轻声地叫她，她转过身来。

“韵卿，”我又叫了一声，“那就那么样算了吗？—我是说咱们的话？”我怕她会说：“咱们？甚么意思？”不过她没说话，向我走过来。

“韵卿，”我说，“我不能。”

于是我们又在公园里漫步，回到西山坡脚下，经过来今雨轩，穿过松林，来到格言亭下，又经过社稷坛，到了公园门口—游人越来越多，我才意识到公园并不是属于“咱们”的，我们俩都把那天的工作耽误了。

李大夫不在，森仁医院显然只能关门了，要不就转让给别人，后来真的就转给别人了。事情这么乱，看来还会更乱。

罗素的演讲大部分都是在北京，不过1921年3月，保定的育德中学也请他去讲，在北京南边，有一百里远。正好我能去看看小时候住过的元宝胡同和扁担胡同。一般来讲，你小时候儿记得的地方，过了这么多年再看就显得格外小了。罗素虽然思想很激烈，可是在日常生活习惯—包括文字习惯—里头，他完全是一副体面的英国绅士派头。在没有暖气的大礼堂里演讲，他总是坚持要脱去外套。结果发着高烧回到北京，住进德国医院，狄勃大夫给他看病。到了3月26日，他得上了双侧肺炎，身体虚弱不堪，朋友都考虑要他给勃拉克小姐签一份委托书了，因为他们俩还没有正式结婚。杜威给他拟好草稿，让他签字。他身体虽然很弱，但脑子似乎还很清醒，嘴里咕哝道：“委托书？”然后试着签字。大夫怕他“办不到”，不过他还是歪歪扭扭地写下了B. Russell。他叫杜威的名字，说道：“我希望所有的朋友都陪着我。”第二天，艾瑟大夫说，罗素的情况“更糟了”，不过杜威太太说罗宾逊大夫没那么悲观。到4月17日，他总算摆脱危险了，到了5月3日就能接待别人来看望他了。这会儿伦敦的报纸已经在传罗素去世的消息，他听到后说：“跟他们讲，说我去世太夸张了。”他恢复得很不错，回英国前还做了几场讲座，参加了几次盛大的宴会。

这阵子我跟韵卿走得越来越近，退亲的老问题变得更加紧急了。我的舅舅冯聃生，尤其是我的叔祖赵竹君在这里头做中间人—倒不如说是反过来的“中间人”，反过来做我的工作。最后说好男方出两千元“学费”给女方。我特地去了趟南边（好像我们中部东边的人管上海、苏州和常州叫“南边”？）处理这件事儿。我去苏州看了大寄娘，去常州看了阿姆娘，把我父母以前存在两家当铺的存款给取了出来，把我以前买的一些“自由债券”变了现，这样我就凑够了“学费”，交给叔祖赵竹君，于是我就正式地退了这门亲。我在沪宁铁路上来来回回跑了好多趟，同一个茶房都碰到了四次。我再回到北京见我的女朋友就是自由身了。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我第一次觉着自己能说（就像她以前说她自己一样）：“我是我自己的了。”

现如今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做我们喜欢做的事儿了，而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森仁医院关张后，转给了之前主人的同学朱征小姐，韵卿叫她“湘姊”，医院改名叫“继仁医院”，“继”是继续的意思，“仁”指之前的两个主人，因为李大夫在西山那边又另外找了一份工作。韵卿自己搬到了箭杆胡同的一个公寓里头，房东是两位姓李伏西的小姐，这样我更好私底下去找她了。跟往常一样，我手头有好几件事儿都没做完。过了一阵子我就把第二回给朋友们的通函写完了，这也是头一回用“绿信”，因为它们都是夹在绿色封套里头的。3月19日这天，我寄出去了164份，里头79份是给中国人的，85份是给外国人的。这会儿我还接触到了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后来罗常培、李方桂和我一块儿把它翻译成了中文）。我还参加了国语统一筹备会的活动，商务印书馆要我写一本教科书，再灌制一套国语留声片。不过我最感兴味的事儿是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书名是胡适起的，1922年在上海出版。

不过也不是都在工作，没有娱乐，韵卿和我还是玩了一些地方。4月15日我们去了灵光寺，我用文言给她写了一首诗。还有一次，我们去南口看明陵，一人骑着一头石骆驼，照了一张像片儿。最后我们在东城小雅宝胡同（这个雅致的名字是从“小哑巴胡同”改过来的）49号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两层小楼，房间很舒适，屋顶还有花园。我们打算就住这儿了，不过还有好多细节问题要考虑。我们去中央公园照照片，决定在格言亭下照一张，寄给我们的朋友和亲戚，算作婚礼—其实是无婚礼—通知书。照片上能看得见字的地方写着：

阳明之言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丹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

我们把“无婚礼”通知书寄给了差不多四百位朋友和亲戚。不过我的同学胡适劝我们说，我们总得符合合法的结婚程序，也就是说，要有两个人签字，贴四毛钱印花。下面是胡适回忆那天晚上的话：

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国语罗马字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得没那么勤，我们讨论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小姐时常来往。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49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或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解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

那晚，我们四人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茶后，元任取出他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签名做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们俩礼物的第一人。

在给我们朋友和亲戚的通知书里头，我们说他们收到这消息的时候儿，我们应该已经在1921年6月1日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举行了婚礼。除了信函、文学或音乐作品，以及对中国科学社的捐助外，绝对不收任何礼品。到了预定举行婚礼的时候，我们实际上都在邮局，给大家寄通知书和照片呢。

第二天，《晨报》报道了我们的婚礼，标题是“新人物之新式婚姻”。后来我问罗素是不是觉得我们太保守了，他回答说：“够革新了。” 美国威斯康星州威廉斯湾叶凯士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收到我们的通知书后，把它贴在布告栏上，告送他的同事，1921年6月21日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甚么天文现象。年轻人起头儿也学我们的结婚办法。实际上，他们的婚礼在各方面（我们四个女儿的婚礼也在内）都比我们的要复杂。因为没有婚礼能比我们的没有婚礼更简单的了。

没想到我们的革新办法冒犯了一些人。我顶喜欢的姑妈侬姑（杨梦龙〔音〕太太）给我寄了一个花篮。我不顾韵卿的反对，把它退回去了，因为它不是文学或音乐作品。后来我一直很后悔，本来应该把它当作一份精心设计的贺卡，好好地收下来啊。为了弥补这次的过失，我尽力跟侬姑的儿子比尔（Bill）维持好我们的关系，他现在在南加州大学工作。韵卿的大伯本来就不赞成她退掉以前订的亲，这次更是弄得格外难堪，因为他跟朋友说他不知道侄女甚么时候结婚，在哪儿结婚，结果没多久大家就都收到婚礼通知书了，有的比他还收到得早。

事情发生得这样快，我们都有些措手不及，还没好好计划将来的生活。不过韵卿知道我想回美国，因为名义上我还是从康奈尔出来休假的。要是她想继续行医，康奈尔的医学院又不在绮色佳，而是在纽约。于是我们考虑回哈佛，哈佛的医学院就在附近。我跟我的老师伍兹教授一直有联系，六月份我收到他的来信，说哈佛的哲学系可以收留我，让我教逻辑和中文，我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准备活动。我们没举办婚宴，觉着怪麻烦的，实际上却陷入到许多小聚会里头，加起来比一次大宴会还要麻烦，不过当然好玩儿多了。我们跟两家的亲戚聚了聚。有一次我的叔叔立清（侬姑的兄弟）摸我的小提琴，还拨了一下琴弦。我说：“叔叔，你要把我的弦弄断了！”在中国话里头，“断弦”意思是太太去世，我跟韵卿都喜欢说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儿。我们还请科学社的同仁在屋顶花园上吃过晚饭。还有一次屋顶花园聚会，请了罗素、勃拉克和英国使馆的E. S.班内特（E. S. Bennett）。我冒昧地说道，那天罗素拍的照片很像《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里头的帽匠，罗素说，没那么古怪吧！我请读者看看那张照片，自己下个判断。那会儿给罗素、勃拉克和杜威送别的宴会有好多，我觉着在宴会上翻译客套话比翻译数理哲学难多了！有时候给杜威做翻译我只好临时自作主张，因为他那套调调儿尤其难翻译。比如说，他提到talks, discussions, and conferences（谈话、讨论和座谈），我就得在中文几个近义词里头挑出合适的字眼儿。还有样事儿也很耗精力，就是灌制国语留声片，回到美国后，我还要让哥伦比亚留声片公司给我录音。我准备回美国的行装的时候儿，出现了一件麻烦事儿，就是我的眼病。我右眼得了沙眼，这种病是不让进美国的。我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看了几次，好点儿了，不过为了万无一失，我从美国驻华公使雅可布．古尔德．舒尔曼（Jacob Gould Schurman）那里弄到一封介绍信。舒尔曼当康奈尔大学校长的时候儿我就认识他。

最后，1921年8月20日，我们离京南下，在火车东站跟好多朋友和亲戚告别。那天的日记是韵卿用文言写的：“今日乃与吾夫旅行之第一日。多人来东站送行，余觉吾二人似未离京，不多时即抵天津。余未晕车。吾二人颇费周折，终经买办之手获一极好之舱位。吾二人登岸后赴贝蒙特（Belmont）餐厅用西餐。”后面的日记又是我写了。8月30日这天，我们登上了“西伯利亚丸”号，从上海出发，经日本去旧金山。上船来给我们送行的有胡适、林炳南（音）（她同学林贯虹的兄弟）、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等人。我们给每个人都点了冷饮。胡适看见韵卿拿着手里的柠檬苏打水玩，没怎么喝，便说道：“杨大夫，我可能说话有点造次。不过我觉着你不是晕船，该不是‘害喜’了吧？”中国话里头，有“喜”就是怀孕的意思。

《赵元任早年自传》
作者｜赵元任 著、季剑青 译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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