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保国风波·上｜中国武术造神之路　民国政府的共同体信仰

经过《人民日报》的发文炮轰后，俗称B站的视频网站哔哩哔哩，随即严格限制“浑元形意太极大师”马保国的相关影片。新浪微博亦解散了马保国的粉丝群组。这种由官方高调介入民间恶搞风潮的做法，近年屡见不鲜。对于带有民族色彩的武术文化，此举就更加容易理解。
毕竟中国武术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体育运动，而是构建民族身份的一项文化工具。这种特殊的使命并非始于今天，早于民国年代，中国武术就注定要走上一条造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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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术一词谈起

随著一个又一个传统武术大师的落败，近年不少人都开始质疑中国武术的实用价值。有人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解构，指中国武术里的门派本身就是一个虚构观念；过去只有“拳种”，而没有“门派”。用门派来作招徕，显然是受文艺创作反馈，与时代脱节也在情理之中。

这种说法有对有错，中国武术过去确实只有拳种之分，没有门派之实。但门派观念在日后的成形，却不是文人的天方夜谈，而是中国武术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两种实存概念交织下的结果。这点可以经由中国武术的代称——“国术”谈起。

从字面上解，国术泛指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现时台湾部份的跌打医馆，便称作国术馆。但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语境底下，国术一词基本专指中国武术。

按照武术史学者杨祥全先生的考证，“国术”这个称谓最早见于1918年，当时的“上海第一公共体育场”设置了一个“国术部”。翌年，四川省又创办了“重庆冀蜀国术馆”。1920年，大东书局出版了武术学者吴志清所著的《科学化的国术》，象征著国术逐步进入公众视角。

1927年11月，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张之江（1882—1966）在其军政盟友协助下，成立了全国最大的武术组织“中央国术馆”。此前他已经多次呼吁将“武术”改称为“国术”。及后，但凡由南京政府管理，或以中央国术馆为蓝本的武术机构，便大多沿用“国术馆”的衔头。而民众则日渐将“国术”与“武术”等同，至今未变。

强国强种

可以见到，传统武术之所以能够一枝独秀，成为民族文化的最大代表，并非大众的自然心理使然，而是民国政府刻意造成的结果。故此，要分析传统武术在中国的独殊地位，就必须扣连当时的政治及社会愿景。对于这点，梁启超早于光绪三十年（1904）所写的《中国之武士道》，便已经有相当清晰的总结。他认为中国的武侠文化自古有之，他们的道德价值观亦与主流思想一脉相承。透过学习武侠的行事准则，国人将可文明精神、野蛮体魄。

有关梁启超与民国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但无可否认的是，梁启超对武士道精神的构想，确实为国术日后的发展提供了最佳解读。换句话说，国术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体育运动，而是一个教育体系，借此“强国强种”。这个“国”亦不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而是特指由民国政府构建的民族国家。

翻开中央国术馆的教程，便能发见它涵盖了拳械套路、摔跤、射箭，乃至各种传统武术知识。而一些与武术有间接关系的体育项目，如弹弓、踢毯、杠子等，亦同样囊括其中。套用内地学者马明达教授的话：

国术是一个综合概念，是国民政府对民族体育……的官方称谓……张之江所倡导的国术，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运动项目，而是一个以徒手与器械的格斗竞赛为核心的民族体育体系

——马明达《应该重新审视“国术”》

有趣的是，这种做法乃直接取材自外国的建国模式。事实上，梁启超所言的“中国武士道”，本身就是参考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后者同样是在明治维新后，才被逐步塑造出来【注一】。

门派的兴起

由日本到中国，武术都不期然成为了民族自信以至民族主义的载体。大抵在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之下，要令民众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产生认同，就必然要具备一定的“生存价值”。武术的搏击功能，便恰好为这种心理找到寄托。而背后的另一面，则是为日后的军事训练提供基础。除了前面提到的张之江，中央国术馆副馆长李景林（1885－1931），以及创编“新武术”的马良（1875—1947）等人，都是曾经掌握实权的军阀。国术在当时的实际功能，呼之欲出。

既然民国政府如此重视国术，以授拳为生的各路拳师，亦由原先的村野乡民，逐步晋身成为社会的名流。电影《一代宗师》里武术家儒雅的形象，并非纯属虚构，而是对当时武术界的真实反映。

在庞大的社会资本诱因底下，各大流派纷纷尽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形意、太极、八卦、八极等拳种，固然是在古代便有传承，但它们真正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流派，却是不出一百年的事情。除了技理的差异，个中确实亦有宣传的考量。

而为了彰显自家流派的独到之处，它们需要建立一套内部的传承系谱，并声称只有这个系谱才掌握住其他人望尘莫及的技法。“名门正派”与“神功”的观念便由此而来。而中国武术本身所蕴含的宗教哲理，现在为了迎合流派的潮流，也愈发变得夸张，甚至跟神仙信仰完全挂勾。

于是乎，大部份流派的祖师爷，最终都上溯到少林达摩或武当张三丰。纵然这没有确凿的历史根据，但中央国术馆却沿用了“少林门”、“武当门”，去代称外家拳及内家拳。某些享负盛誉的国学大家，包括梁漱溟、南怀瑾等【注二】，亦力证传统武术修炼到一定层次，确实与仙侠无异。山西国术馆教习、专研太极拳的田镇峰，就曾经写过以下陈辞：

而今国术家的论著，亦多半是惑世欺人……根据达摩遗留下的先例，于是一般头脑清颖的学者们，亦便大施其法术，在法门里产生出来无数量的怪侠、剑仙。同时有不少常识幼稚的青年，读了他们那些神话怪说之后，便去访道学仙！

修正与断裂

可以见到，虽然今天我们对“神功/武侠”的认知，主要是来自武侠小说。但其中的素材，却似乎是由中国武术本身的文化土壤所提供。对于这种愈趋失实的武术风气，国民政府也没有“坐视不理”。1931年后，抗日救亡和反封建迷信的论调日益高涨，当局也认为武侠电影文化鼓吹迷信及暴力，这类型的创作逐步减少。

至于在武术界内部，亦出现了对传统武术的检讨。某部份曾经参与搏击赛事，或研究过国外武术的拳师，开始质疑国术的实用功能。在1935年出版的武术杂志《国术声》（第3卷第5期）上，一名化名曙东的武术家就如此形容国术的景况：

我国固有的技击，对于锻炼身体的价值，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在应用的方法上，则没有搏击收效迅速，这也是有事实的铁证，而不可否认的。因我国的拳术，是侧重於单人练，虽有二人对手，出拳起腿，都是搭配好的；且因前辈抱著各守秘密的谬见，将应用的方法，失传不少，所以不如搏击的硬干实干收效的快！

这种批判的论调，跟近年传统武术打假的呼声颇为相似。如果能够循此路径发展，或许中国武术可以发展出另一种面貌。然而，过去所促成的那一套门派思维与民族自信，已经完全根深蒂固，并非几个武术家可以自行推翻。更重要的是，时局的动荡亦没有给予武术界太多时间。

内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高举著唯物主义的旗帜，使不论传统武术本身，抑或对传统武术的批判，都一并成为禁忌。讽刺的是，当她重新开放，并急欲重建民族共同体之际，传统武术再一次成为重要的工具。马保国这次闹剧，亦由此埋下伏线。

个中的过程，我们下回再续。

【注一】1899年，美国留学生新渡户稻造写下举世闻名的《武士道》一书，并正式创造了“武士道”这个概念。

【注二】梁漱溟曾与道家武术传人、自然门的杜心五交好，两人曾一同交流道家修炼之术。至于南怀瑾则自称曾拜访了杭州城隍山上一位据闻已修成“剑仙”的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