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努力就会成功”只属伪命题？别过份吹捧努力 一事同样重要
你可能听过这个故事。假设你是一名火车驾驶员，车辆以时速 90公里行驶在轨道上，这时，你看到前方有 5 个工人正在工作。当你试图踩刹车，却发现煞车失灵，接着你注意到右边有条岔路，路上有一名工人，你只要转向就可以“一命换 5 命”，你会怎么做？
努力就能成功其实也是不公平？（按图看清！）
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可．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通识课“正义”（Justice）里，用生活化的发问，引导学生思考：甚么是“正义”？1980 年首次开课，累积修课人数超过 1 万 5000 人，课程精华浓缩成专书《正义：一场思辨之旅》，畅销全球。
桑德尔认为，公民透过不断地辩证道德议题，磨练自己的判断力，才能愈接近以理性检验公共政策，促成社会、国家的正向改变。
桑德尔这次的新书《成功的反思：混乱世局中，我们必须重新学习的一堂课》，谈的是更“落地”的命题：现代社会提倡的才德至上，真的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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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家自大、输家屈辱，社会裂痕愈拉愈大
一个人凭借自己的才能、努力，获得高学历、好工作，而得到优渥的报酬（包含薪水、名声），是理所当然的事。相比过去以阶级、种族评判人的价值，这个制度似乎更“公平”。但桑德尔却说，“才德引发文化冲突、民粹反扑，使得我们连倾听彼此都有困难。”
才德菁英（meritocracy）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社会学家麦可．杨恩（Michael Young）提出。杨恩指出，世袭阶级制虽为人诟病，但至少有一个好处，能够抑制上层阶级的自以为是，不让劳动阶级将低人一等视为个人失败。
桑德尔解释，过去，你如果出身在穷人家，可以埋怨自己的命不好，将所有问题怪罪给命运；即使你出身贵族，也不会认为是因为自己有甚么过人长处，是因为命运，让你享受好处。如今， 社会依能力划分，菁英阶级不再怀疑“德不配位”，以为出人头地都靠自己努力；底层人民自认是失败者，满腔的羞辱感无处宣泄 。
最后，“赢家”变得太过自以为是，对“输家”失去同理，导致更严重的对立。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因才德引起的不满，点燃政治反扑苗火，候选人的当选指标并非收入，而是教育程度。特朗普（Donald Trump）拿下超过 2/3 大专学历以下的白人选票，当选美国第 45 任总统。而当时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曾抨击特朗普的支持者是“一群可悲的家伙”。
才能＋努力＝成功？其实是运气＋才能＋努力
杨恩早在 1958 年就预言，“依照才能给予工作和机会不会减少不平等，只是让不平等改以‘能力’为标准，重新洗牌的结果，会让人认定自身的处境是‘应得’，进而拉大富人与穷人的差距。”
才德至上制的支持者则反驳，一个人的出身再寒微，都能够靠才能与努力向上流动，大家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贫富不均是必然。
但是，桑德尔提出另一个反思：为甚么靠才能得来的报酬，是应得的？既然大家同意出身富裕家庭并非“正当”，为何其他形式的好运，像是拥有某项才能，就不一样了呢？你的智商 180，和生于有钱人家，不都是父母“世袭”吗？
而你的才能也必须符合社会需求，打个比方，篮球是当代热门的娱乐项目，美国职业篮球员勒邦．占士（LeBron James）靠打篮球赚进大把钞票，但生活在重视这项天赋的社会里，并非他的功劳。如果一个人生在中世纪的意大利佛罗伦斯，受人尊崇的职业不会是篮球员，而是壁画家。
当意识到成功还包含遗传、巧合或天赐，“才德带来的优势是应得之物”的论点，就会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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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呢？勤奋总该算是自己的选择，即使是有天赋的运动员，也得靠长时间练习，才能成为佼佼者。
桑德尔直指，努力很重要，但我们得承认，人们很少“只”靠努力就能成功。苦练篮球的运动员不只占士一个，却不是大家都能像他一样成为新星。
“成功＝才能＋努力”似乎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然而，现代社会夸大了勤勉、才能的重要性，忽略了才能和努力带来的成功，也包含天赋和运气的成分，甚至看轻缺乏这两项优势的人。
桑德尔并非抨击高学历治理，重要的是能不能够同理劳动阶级，产生休戚与共感。就像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顾问团队，相较近年民主党任用的团队学历虽逊色许多，包含没有法学学位的律师、得州生意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小镇银行家，却成功推行新政，舒缓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社会危机。
才德至上制使我们遗忘，要维持社会的平等、民主，在于公民是否保有谦逊（humility）的态度。唯有真正体悟到，不论我们多卖力，成功都不是全靠自己，超越才德霸权，才可能走向“共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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