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中央批款支援香港　创科产业未拨雾见天

去年，24名在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致函习近平，指出香港的创科发展落后于形势，请求中央提供支援。习近平日前的回信，就肯定香港科学家的贡献，并承诺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国家科技部、财政部发出通知，表示以竞争择优的方式为香港科研机构提供援助。财政部已率先批出2,200万元人民币予22个香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在指示公开后，当日有份致函习近平的院士表示，中央政策为他们注射“强心针”；惟“强心针”本用于救弱扶危，香港政府无所作为，早令创科产业长期积弱、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如不及早施救，恐怕沉疴难起。去年7月，发改委与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签署的《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指出，香港须巩固和提升金融、航运、贸易三大范畴。协议提及香港须推动创科发展，但亦指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先进制造业基地将设于广东省；言下之意，在国家规划下，香港创科产业在大湾区将不会担当最主要角色。

国务院于2015年订立《中国制造2025》，冀带动规模庞大的科学研究，计划触碰美国的神经，令其向中国发动贸易战。港府理应发掘自身优势，参与科研创新；惟港府漠视发展机遇，对于国家的创科规划一直反应冷淡，令科研人员迷不知其所适。

中央指示旨在提供方向　香港可作国际科研中心

中央资助创科计划的重要意义在于指明方向，为香港确立科研中心地位。须知科研与政策息息相关，内地发展航空母舰、航天科技，带动的科研项目不知凡几，科学家依循方向，不愁学无所用。科学技术部副部长黄卫指出，科技部将循多方面展开工作，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当中包括“汇聚两地政策、资金、人才或设施等资源”以及“完善香港科技计划制度化建设”，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则呼吁，香港科技界人士结合“国家所需、香港所长”进行科学研究。这无疑有助香港的科研拨雾见天，科研人员更容易融入内地的科研蓝图及规划中。

特首林郑月娥、特区政府均发文回应，对中央提供支援表示鼓舞。林郑月娥在访问中指出，在港两院院士致函习近平并非绕过港府，并认为是次成果是特区政府、中联办共同努力争取得来。科研界早已多番要求政府增拨资金，争取多年不果，始去信中央。如果政府真正认清自身问题，早应向科研机构增加拨款，主动提出加强中港科研协作，而非在院士去信习近平后才急于协调。这次中央跨境批款，既非港府的政绩，更反映其后知后觉。

港府更不应因为是次批示，以为可以一劳长逸。同区对手早对国家科研中心的地位虎视眈眈，如果港府继续无所作为，恐怕堪负国际科研中心的重任。纵然在“计划”推出后，香港研究机构可获国家级的资助，增加研究机构、人才留港的诱因。但是，深圳等地的科研机构既有国家支援，更可申请省级、市级资助项目。若港府要担当国家研究中心的重责，必须改革资助制度以挽留人才。

香港财政储备充裕，应不愁研究经费短绌，但香港科研机构时常抱怨资金不足。虽然创新科技署在2012年向本港16间国家重点实验室提供每年500万元恒常资助，但这些科研机构营运经费高达数千万元，故科研人员仍需自行募集资金。反观内地则积极延揽香港人才、研究中心落户，以中大深圳研究院为例，院长郑汉其指出，过去五年研究院分别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共逾两亿元资助，研究项目更多达400项，深圳市政府亦资助研究院成立四间市级实验室，资金丰厚。港府必须急起直追，才不负所望，以成就国际科研中心地位。

再工业化势在必行　政府切莫守株待兔

在增拨研究经费外，政府须更进一步将研究产业化。虽然香港有优秀的大学体系，但是研究成果难以落地。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朱经武在2009年指出，科大曾经在半导体项目取得卓越成果，由于香港未有完善的产业化机制，以致该项目成果最终被台湾公司买去，再在内地大量生产。他更指出，“如果政府对此方面有一定的扶持，那科研成果及其商品化后的收益就全部是我们（香港）的了。”相关问题耽搁多年，例子不胜枚举，政府须解决院校研究与科研产业之间未能成功衔接的问题，避免研究成果外流。

今年3月，有立法会议员提案建议政府落实全方位“再工业化”，然而，创科局局长杨伟雄的回应乏善可陈。杨伟雄认为《施政报告》的政策已经有利促进“再工业化”，惟他未有提出支持传统工业升级转型、引导高端制造业回归等调整产业结构的具体措施。

香港产业单一的问题旷日持久，面对其他大湾区对手的竞争，“再工业化”实属刻不容缓。若要落实“再工业化”，除了进一步加强科研体系外，更要解决基础设施、人才难觅等问题。租金高昂一直窒碍创科产业向前行，由政府设立的科技园理应为商户提供合理租金；然而，根据《香港科技园公司条例》，科技园以商业方式营运，租金随市价旋起旋跌。随着港深科技园项目展开，政府必须确保租金低于市场水平，也须想方设法为合资格的创科企业提供津贴，建立有利的营商环境。

此外，政府还需设法留住人才、吸引专才。早于2010年，深圳市政府推出“孔雀计划”，就引进逾千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并带来逾万名海外人才。2016年，深圳住房和建设局更制定了《关于完善人才住房制度的若干措施》，计划在五年内筹集不少于一万套房屋，供海外人才、在站博士后和短期到深圳工作的人才租住，符合条件者更可获租金补贴。

反观香港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却少有实际指标。港府去年斥资8亿元建“创新斗室”，并称以低于市值租金供符合资格的科研人才居住，惟单位数目仅500个，实为杯水车薪，其呎租更达50至56元之高，比起部分沙田、大埔屋苑更贵；相对于深圳的积极有为，港府的人才政策毫不到位。

这次中央拨款资助香港科研机构，实属可喜之事。但是，港府亦须明白，香港一直未有重视科技，致使创科发展严重滞后。港府应摒弃旧思维，用开放态度全面拥抱科技，并重新定位产业方向。事实上，港府不作为的问题并非独见于创科发展，在房屋问题、退休保障、劳福保障等方面，同样难孚众望。这次中央的指示及拨款支援，显然是要港府务实面对香港的发展方向。香港的高度自治，前提是港人能治港。若然官员不自强，香港只会难逃“被规划”的命运。如果不同社会阶层人士都致函中央，那将是港人治港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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