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港府须带领社会 在发展潮流中前进
以今日的香港社会而言，谋求经济民生的“公平正义”是香港人追求的常道。香港目前最为深刻的矛盾与不稳定因素，在于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公、住房供求与价格失衡。草根民众无从分享经济成果，名为中产实为夹心阶层的群众同样被生活折腾，百姓居无所安、退无所休，长期活在焦虑与不安当中。百姓民众不能在政府的政策保障及政治捍卫下在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充分获得经济发展成果带来的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公平正义”无从说起。
港府官员的不足在于不明白利民至上的核心原则，目睹民生困苦仍墨守过时成规，未明为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打破固化藩篱的必要。政府一旦沦为守夜人，定必失去领导的意志，欠缺施政愿景，乃至进退失据。政府不擅领导，社会大众更是无所措手足，昧于大局的只会“妄自尊大”、稍通时势的只能“独善其身”，整个社会好不容易走出长期内耗与折腾后，最终一事无成。摆脱拖泥带水的发展困局，政府须思考香港要在什么大原则下引领社会朝什么方向走。
习近平在博鳌的演讲，正是官员进入“自省室”、谋求加强执政能力的一道钥匙。观乎习近平的讲话，前半务虚后半务实，首先透彻阐明中国政府如何在新时代认识“和平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发展潮流，再以此为基础，公布中国持续扩大开放国门的具体措施。但之所以有后半部分一针见血的政策出台，关键在于前半部分对历史趋势的深刻认识。在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眼中，中国在开放与前进以外，其实别无选择；不但不能倒行逆施，更要不断深化开放与前进的政策与成果。认识问题本质的能力，决定了中港官员执政能力的差别。
能准确判定执政挑战的本质，定能针对性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习近平基于对时代的判断，在演说中描述的理想社会模式是“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构建的手段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奉行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更须以“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态度着实执行。建构理想社会的最大挑战在于执政者必须做到“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将改革进行到底”，社会在改革路上更切忌“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
习近平强调面对挑战、实践追求时，至为重要是“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不能害怕变革，更要拥抱创新，做到“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
面对腐败勇于亮剑 封闭与后退只有死路
“潮流”浩浩荡荡，孙中山说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习近平说是“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制度与思想上义无反顾地开放，抉择与实践上破釜沉舟地前进，勇于参考、突破先进竞争对手，是拥抱变革与创新不可或缺的要素。其浩浩荡荡的破坏力，也势必会摧毁一切利益固化藩篱，激发固有既得利益群体的强力反扑。但要达致不同社会阶层在发展进步中可以“共享”、“共赢”，集结社会力量谋求创新与变革，政府必须勇于向违反公义的固化、乃至腐化制度亮剑，要求享尽发展红利的既得利益者，承负应尽的社会责任。
重重外部挑战，不比上述的内部难题易处理。习近平说“开放还是封闭，前进还是后退”，是两项重大抉择。究其根本，抉择并不是指我们真的可以选择封闭与后退，而是指要想清楚到底对谁开放、向哪前进，以及愿意为开放与前进付出多少代价。在全球化的浩荡潮流之中，封闭与后退只有死路一条，最大程度上拥抱开放、最没保留地奋勇前进，才能确保一个城市、一个社会在地球村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活力。
近年来，中国成为驱动世界发展的火车头，相对于国内城镇的急速发展，香港似乎处处滞后于人，因盲目抗拒而产生的自负、因错误认知而衍生的自卑，更阻碍香港借助参与珠三角、乃至于国家整体发展分享红利，以推动经济结构性转型。
港府执政的一大任务，本应在“民心回归”，这不只是所谓的政治任务，更是维系香港社会发展的关键——使港人能客观理性地观察国内发展，明白到当前的历史逻辑与发展潮流，就是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的超级中心之一，并“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部署，把握机遇推动香港发展。
可惜20年来不少香港人仍然被意识形态障目，无法改变认识世界、了解国情的方法，导致“千日一里”的发展困局。更大问题是对国内缺乏深入认识，不只见诸大众，同样见诸官员。消息指，以实干见称、重视能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出掌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促港府正视官员能力不足问题在所难免。
韩正负责港澳事务，对不少人而言是不符常规的安排；但以进贤任能的用人观来说，本质上是正常决策。香港近年面对复杂的内外发展挑战，韩正的上海经验，特别是他在辅弼习近平、俞正声，乃至自身主政上海期间，处理对外开放、国家发展、区域融合、市政创革的过程中，建立对外坚持开放、区域方面顾及苏浙全局、对内秉持施政须向人民利益倾斜与妥善处理三种利益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整体发展观，与其对香港具体事务的深入认识，将大派用场。
韩正重视官员能力 提出“五敢”改革创新
韩正重视官员能力，曾对上海干部作出“五敢”要求：敢担当、敢负责、敢碰硬、敢闯、敢干。香港官员实可参考“五敢”，但不必死板地视为教条式要求。更重要的，是必须深刻理解韩正为何在“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的阶段”，对官员提出“五敢”方针。对时代作出准确判断，再在判断之上提出方略，是执政能力的体现；反之，自是能力不足的明证。
香港社会当前的整体任务，无疑是在政府的引领下来一场集体反思，力求解放固塞的思想，拒绝意识形态的困锁，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官员也好，社会大众也好，必须明白与国内融合并不是要放弃国际市场，而是兼营两方，因时借势灵活调用环境优势以追求香港最大利益；要参与国内发展，融合于大湾区更不是要放弃香港一切制度、价值与性格，只是在发展及变革的过程中，既要延续旧有合理政策，更须勇于打破不合时宜的物质、制度、精神屏障。
香港官员能否肩负领导角色，带领社会在发展潮流中前进，将决定香港在国家发展中是规划还是被规划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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