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E历史科｜教育局斥中日关系题四宗罪：勉强评分会发出错误讯息

上周四（14日）开考的文凭试历史一条涉及1900至1945年中日关系题目惹起争议，据了解，考评局决定取消该题。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下周一将举行特别会议，讨论文凭试拟题机制。
教育局今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题目有四大问题：试题资料容易误导考生、不宜以开放式题型提问、设题方式未能符合课程及评估指引、无法设计评分标准。
局方指，相关历史事件已有主流史观，在中学历史课程中可争辩的空间极少，质疑“没有另一个分析结果的议题”，是否适合用开放式题型提问；“如勉强评分，会对历史教育发出一个错误的讯息，令学生以为历史教育的精髓只在于强辩。”

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下周一将举行特别会议，讨论文凭试拟题机制，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等将会出席。消息指，考评局昨日举行会议，决定取消占8分的文凭试历史科2(C)题目，即要求考生利用参考资料及所学，回答是否同意“1900-19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

批设题方式未能符合课程

教育局今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详细解释局方对该题的看法，批评该分题涉及“四宗罪”，包括提供试题资料容易误导考生、设题方式未能符合课程及评估指引中的宗旨及目标、不宜以开放或题型提问、以及无法设计评分标准。

局方在文件指，该题以“利”“弊”分析中日1900-1945期间发生的历史明显不合适，加上两份参考资料有很大机会误导考生，已经“没有可能为该题设计一个有意义的评分方法”。例如“利”、“弊”均衡分析是否应得到高分、“有弊无利”的答案涉太“一面倒”会否只取得低分等。局方指，“如勉强评分，会对历史教育发出一个错误的讯息，令学生以为历史教育的精髓只在于强辩。”

再批试题资料不完整、超越学生对史实认识

教育局再次在文件中批评题目引用史料不完整，极有可能引导学生作出错误的演绎，更可能对历史事件建立错误的理解。

两份试题资料分别是“资料Ｃ”，取材自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1905年出版的文章，提到清国人范源濂请求日本法政大学，协助快速成立课程，让清朝学生可派遣留学。局方在文件中指，日本政府当时想透过接受清朝学生留学，培植一个亲日中国社会精英层，认为“资料Ｃ”本身并非一个十分确切“利”的立场，若显示为“利”的立场并不稳妥；若显示为“弊”，对考生则太艰深。

另一篇为“资料Ｄ”，取材自黄兴于1912年1月写给日本政客井上馨的一封信，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三井财阀于1912年2月签订的一份借贷合同。

局方批评，当中涉复杂史实，资料的引文并没有列出全部借贷条件，而背景亦涉及日方对华的经济侵略，但资料D内容“容易令学生以为日本贷款给临时政府是一件好事，帮助了新政府”，并在答案中利用以佐证日本对中国有“利”；又指在课本内涵盖该历史事件只有“一言半语”，一般不会详细或以“利”“弊”的角度论述，认为资料要求对历史事件的认识超越学生应有水准，其片面及具引导性的资料会令考生有所误解。

教育局：等同在受害人伤口上撒盐

局方又批评，题目以“利”多于“弊”作分析，不但偏离史实，更有违课程理念。局方指，日军侵华暴行不可能以所谓利益作出合理比较，考题提问的方式缺乏同理心，“等同在受害人士的伤口上撒盐。”

局方指，题目设定虽然属开放式题型，但相关历史事件已有主流史观，在中学历史课程中可争辩的空间极少，质疑“这一类没有另一个分析结果的议题”，是否适合采用开放式题型来提问。

叶建源：取消试题打击文凭试公信力

叶建源对考评局要取消该试题的决定表示遗憾，并要谴责当局作出此决定。叶认为该题讨论1900－45年中日关系的题目“无特别大问题”；他又认为，取消试题是对香港考评制度造成冲击，同时打击文凭试公信力，亦是对学生不公。

叶建源又提到，不少教师和校长都解释过，该问题是要求考生以认识的日本侵华史实胪列出来，并非引导学生或美化日本侵华史实。他又引用一项意见调查，指97%受访历史科教师反对取消相关试题，认为取消试题会破坏香港既有的考评制度。

教联会：支持取消试题　机制能公平评估考生能力

教联会就表示，支持考评局取消该试题，并重申有关题目误导考生，令他们批判不具争议的史实，题目运用利与弊比较及分析，伤害国民感情，不符课程目标，有违专业，损害考生利益。教联会又指，过去考评局亦有试题因未达有效评估考生能力而决定取消，认为取消题目有先例，反映机制能够公平评估考生能力，将对考生影响减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