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工厂重建】残疾人士工运启蒙　静坐、占领　70年代超前抗争

集体罢工、到社会福利署静坐、占领码头，这些抗争行为在今天见惯不怪，甚至会被嫌不够激进。但如果发生在50年前，由一班失明工友发起，兼成功向管理层及港英政府施压，改善工人待遇。你又有何看法？
这是1970年代香港盲人辅导会盲人工厂全体工友，争取劳工权益的抗争史。这段过去掩没在历史洪流之中，无人问津。但这工潮不重要吗？不，这其实是本地首次，及唯一一次由残疾人士发起的工人运动，可说是没有左右派工会介入、本地独立工运的开端。
本地工运史研究者梁宝龙指，残疾人士工作是权利，不是福利，工友有权争取合理待遇。
（【盲人工厂重建】专题系列报导之二）

失明工友罢工半月　争取合理待遇　

抗争源于压迫。1970年代初期，香港物价不断上涨。据报章记载，盲人辅导会当年获港英政府津贴超过60万元，生产总值逾百万元，两名外地专家月薪高达2,000元。但盲人工厂工人每周最多只可工作30小时，工资以工作成绩计算，月薪随时不多于160元。对比普通工厂大部分工人，多劳多得，每周可工作60小时，盲人工友的收入较低。1968年10月14日，过百名盲人工友，集结在工厂门外静坐，拒绝上班，要求加薪及假日开工。

为生活“起义”

78岁的单义豪现时是盲人工厂的退休学员，当年有参加罢工。他忆述，当时百多名工友十分齐心，为了生活而“起义”。“𠮶时支士的装咗水喉铁，大家一齐合力扑烂工厂度门，啲玻璃全部烂碎。”

工友后来与政府社会福利署官员谈判，并一致决定问题未解决前，决不开工。惟政府态度冷淡，认为辅导会是政府津贴的独立志愿机构，非政府办理。官员又指因公开市场竞争大，才致订单少、生意少，只需将工友调去其他随时有工开的部门，接受训练即可，否则便解雇。工友争取不果，辅导会不接受工友提出的工资要求，维持近半月的罢工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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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辅导会解雇　工友“占领”天星码头抗议

之后一两年间，工厂数次爆发工潮。包括200多名工友在厂内饭堂谈判，要求辅导会解释开除15名工友的理由。工人也曾上书辅政司及社会福利署，要求每月最低获160元工资，政府却表明无法保证。

要求154名工友全体复工

1971年10月，工厂门外贴出通告，指工人已“自行解雇”（意指被炒）。130多名工友于是由工厂出发，手持标语，由九龙城过海至中环，要求与两局非官守议员办事处会商。辅导会仅表示只愿聘请四分三的工人，其他不再录用。11月，大批工友到中环社会福利署外静坐及递信，要求全体154名工友复工，改善薪酬，及保留“香港盲人辅导会盲人工厂”的名称。

时任辅导会主席沙利士跟工友代表谈判，但他态度强硬，工友认为他毫无诚意，不但未有答应加薪，更表示工友每日可获1元津贴。双方谈判破裂后，盲人工友深感愤怒，一致决定到天星码头通宵集体静坐抗议。

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合理要求，而坚决争取到底。

寒天露宿码头抗争获公众同情

当时天气寒冷，工友连续两天留宿码头，得到社会人士的同情及支持，迫使政府及辅导会让步。辅导会最终接纳全体工友复工，增加工友底薪，又保证工厂不能随意调派新工作予工友。历时个多月的工潮获解决，154名工友生计终得安顿。

我好自大咁同朋友讲，有我龙爷一日存在，所有工潮，我都会提醒你哋

花甲老人　埋首工运历史档案堆中

这一段在当年十分进步的抗争历史，一直不见天日，惟独本地工运史研究者梁宝龙没有放弃。他曾经连续三个月，到香港历史档案处翻看当年文件，从几十份剪报、政府文件及会议纪录中，填补历史空白。“见到一啲少人提嘅嘢，更加有动力去做。”

被后辈称为“龙爷”的梁宝龙，现年62岁。他没有正式走进过大学殿堂，只有中学毕业，却是本地工运界甚有“江湖地位”的人物。80年代，他与著名学者、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明𨱇一见如故，自始埋首研究工运史，曾编写多本书籍。近年他两度中风，致说话缓慢、不良于行，却永不言休。他手持拐杖，定期到中央图书馆查看史料，到劳工组织教授新人工运史，更在个人网志上发表一篇又一篇的长篇文章。

“写工运历史，如果唔系亮点，就会好少有人会切入研究，好多时都会被忽略。”他说，盲人工潮过去一直被人忽略，致力令历史不被遗忘、不被忽视、不被消失，是他坚守的使命。“我好自大咁同朋友讲，有我龙爷一日存在，所有工潮，我都会提醒你哋。”

非左非右　独立工运的起点

“从某啲人角度，（盲人工潮）都算系一件小事，因为佢又唔系好似扎铁佬咁冲出马路，所以较为易被忽略。但啲人睇唔到佢系独立工运嘅起点。”

六七暴动前时期，香港工运陷入“非左即右”的意识形态斗争，工会只考虑政党立场，非工人角度出发。暴动后，社会渴望安定，一度对工潮不太支持，更有舆论认为可能是“港共捣乱分子”利用盲人制造纷争。

今天本港四百万居民，除了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港共分子之外，所要求的就是社会安定，再不容有人煽风点火，从中捣乱，陷社会于动荡。不幸的是，在此期间，竟发生盲人工厂的风潮，使社会上蒙上一重阴影，诚属遗憾。

但梁宝龙指，盲人工潮由一班没有政治背景的工友发起，目标争取个人经济利益。1970年代，公务员工会抗争不断，护士、教师纷纷组织争取权益，同样强调去政治化，手法有盲人工潮的影子。

工学同行　影响日后社运模式

在盲人工潮期间，不同学生团体、宗教组织加入支援。九个学生团体曾向社署副署长递信，支持工友要求，并举行盲人问题公开大会。工友留宿天星码头抗议时，百多名学生带同食物到场，并发起捐款，共筹得5万元。汇丰银行首位华人主席郑海泉、保钓人士区伯权、香港文社史专家吴萱人及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当年亦有参与。

梁宝龙指，以他所知，这是历来首次有学生介入工人运动。“之前都系各有各做，唔会一齐，即系好似抗日时期，学生都抗日，工人都抗日，唔会话一齐行动等等。”他更指，学生与工人同行，对未来社会运动有深远影响。“学生为正义介入行动之后，发现改善咗一啲野，发挥到啲力量，所以咪一路继续去做，有一股无形传承。”

残疾人士工作是权利　誓要争取

梁宝龙一家有八兄弟姐妹，家境贫困，收入仅仅够糊口，他小时候曾做童工，帮补家计，深明低下阶层之苦。兄长梁宝霖是当年《华侨日报》记者，负责工人新闻，有份追踪报道当年盲人工潮，后来更加入基督教工业委员会，担任干事。耳濡目染下，梁宝龙开始参与社会运动，“发现社会上好多不公平现象，体会到好多嘢系需要争取。”

中学毕业后，他一边从事基层工作，如茶餐厅杂工、搬运、电脑维修员、报馆植字员；一边研究中国及本地工运史。2008年他第一次中风，右边全身瘫痪，不良于行。虽然努力锻炼身体，誓不用轮椅，可惜因为身体未够灵活，一直找不到工作，唯有提早退休，投入研究写作。“一个残疾人士要真真正正康复，除咗体力上， 都要精神上觉得自己有用。畀工作我哋，生存价值更大，唔好话完全养话自己，都希望可以赚到啲金钱。”

华人面对不公平待遇一般哑忍

他坦言，华人社会传统下，工人对不公平待遇一般会哑忍，残疾人士因为条件所限，更少主动争取。但他希望残疾人士明白，工作是权利，不是福利，要敢于争取。“如果觉得系权利，我哋会更够胆去要求一啲野。如果觉得系福利，会认为正常人都冇呢样野，我哋已经有，系咪恩赐呢？甚至沾沾自喜，唔去拎返应有权利。”

香港盲人辅导会向政府申请“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别计划”，近60年历史的盲人工厂即将重建成一座综合康复服务大楼，工厂可能会被消失。梁宝龙希望政府及盲人辅导会保留工厂运作模式，让残疾工友有真正的工作权利，而非只得庇护工场的津贴训练。“唔可以再用福利安置呢班人，要有权利，令佢哋有尊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