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围2.0.四】天晴邨有个“门常开”:不做蛇斋饼粽的互委

撰文: 香港01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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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晴邨的一隅也有“门常开”。走进晴云楼互助委员会,前方有数名妇女正为长者义务剪发,后边则有婆婆协助街坊量血压。义剪、量血压本是不少屋邨互委会恒常提供的服务,但最令人好奇是房间左右各放着四个雪柜,地上堆叠了有半个人高的白米,以及多箱尚未开封的椰青水。撰文:柯咏敏 摄影:高仲明

【天水围2.0.三】托儿服务不足 基层妈妈崩溃曾想与子女一镬熟

这里是互委会,也是街坊“粮仓”—主席郭广校深信位处城市边陲的屋邨,街坊需要的不是一日大屿山游或主题公园门票优惠之类,而是确切解决基本的生活所需。自他上任后,每月免费派发牛油、面包或沐浴露等生活必需品,让平常过门不入的街坊也走到楼下“攞着数”。

“攞着数”的威力不能小觑,晴云楼的白米饼干能解街坊一时之困,也能逐渐让他们凝聚起来;与仅仅每年一度的“新春游”或“斋宴”相比,这不是互委会更该做的事吗?

街坊前来“攞着数”,一包白米的动员能力不容小觑。

在“门常开”跟郭广校倾谈,要有不停被打断话语的心理准备。当他开始讲述如何参与互委会时,师奶探头张望,询问如何申请“关爱卡”;聊不够五分钟,婆婆拿着环保袋前来拿面包。无论街坊拿走任何物资,郭广校均会双手举高作揖道:“多谢支持!多谢赏面!”施予者反而向受益的街坊道谢,郭广校解释教人摸不着头脑的行为时,却道出互委会存在的真义:“互委会目的是帮街坊,派物资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事。我希望当街坊是朋友,当他们想找人帮忙时,就会想起互委会。”

需要白米多过“一日游”

70多岁的郭广校于2008年退休后搬入天晴邨。退休前于电视台担任广播操作科经理,以往在工作岗位善于管人,如今退下火线也乐于组织街坊,便于2011年加入首届互助委员会。“在这里住,就觉得有责任管理和参与,所以,初时就选‘(楼)层代表’,接着就竞选主席。”互委会由每层住户推举层代表,再在之间互选主席、秘书、司库。郭广校忆起,第一次跟其他执委开会讨论来届的工作时,有不少成员提议“一日游”、“斋宴”、“深圳购物团”等传统活动,但郭广校斩钉截铁地反对。“我说一定不会搞这些活动。因为这里没有政党背景,工联会、民建联一个电话就可以租车、订酒楼,什么都有;但我们却要花很大气力去做,最后得到的是什么?只是两架旅游车,每架载55人,只有110个街坊受惠,但自己人却占了几十个。”

郭广校的语速甚慢,但条理分明。他以管理层的角度分析活动及服务效能,目标并非为了擦亮门面,而是探问街坊最急切的需求。他在会议中多次提问:“街坊最需要的是什么?”综观天晴邨的基层家庭与老人家众多,但邨内只得单层商场,店舖不足十间,难以满足居民的生活所需,郭广校生活在邨中也感受至深。“周围没街市,买东西又贵。基层家庭最想的是物资支援,悭得一蚊就一蚊,所以就开始周围找资源。”

晴云楼互委会成员为街坊免费剪发及量血压,每次均动员十多个义工前来协助。

“关爱卡”记录特殊需要

互委会的房间内放了八个雪柜,全都是别的机构捐赠;但雪柜内的面包,堆叠在房间角落的白米及其他物资均是郭广校多次叩门后的成果。“我最初是想试试拿走剩余的面包,于是写信给每一间面包店的管理层,终于美心(集团)回复我,介绍我认识到‘Foodlink’(膳心连)。”膳心连为本港社会企业,专责收集食肆、酒店及零售商店的剩食及捐赠的包装产品,继而分发给有需要的组织。

郭广校找到了物资来源,继而设计一套方便街坊领取物资的系统—“关爱卡”。“关爱卡”只供长者、残疾人士及有需要人士申请。纵然指引列明只发给晴云楼居民,但他及后也不分楼层,但凡有需要均可申请。他在放有过百张“关爱卡”的长方盒子中,挑了一张编号“0744”的卡给我,他说担心老人家觉得“4”字不吉利,就刻意抽走所有“4”字尾的卡片。郭广校的心思不止于此,他打开桌上的文件夹,当中详细列出每张“关爱卡”编号所对应的街坊资料,除了基本的性别年龄外,还有个别街坊的特征,例如:文盲、身体不便走动或需要坐轮椅等。列表上的街坊多达200多人,郭广校怎么可以全都接触他们呢?他笑说:“这是义工的功劳。当街坊来拿物资的时候,义工不时会跟他们聊聊天,从中发现他们的特殊需要。”

现时晴云楼的互委会有四支义工队。分别负责收集面包、派送物资、理发及量血压,约有30多人。传统互委会予人的印象是缺乏动员能力,甚或被政党“骑劫”,街坊难以自我组织;惟这里的义工都是自发帮忙,全因他们深感互委会的工作能解决街坊真正的需要,继而加入他的团队服务街坊。

谁曾想过一包米能凝聚街坊?眼下的义工过去也是闭着门与家庭问题搏斗,但“门常开”让他们感觉到自身并不孤单—一包米、一块面包的温暖足以让人敞开心房。

他们不热中举办“一日游”或“深圳购物团”,所做的事真正解决街坊需要。

从“攞着数”开始改变

42岁的陈莲英是天晴邨众多新移民妇女的其中之一,她早年跟丈夫离婚,继而带着两个孩子于天水围居住。初到“围城”没有朋友可倾诉,更不谙如何找寻社区支援。幸而她有次路经互委会发现不少街坊排队,发现这里有免费物资派发,白米、牛油、洗头水,基本不过的物资却帮了陈莲英一把。“这里买嘢真系贵,两个小孩上学又多开支,这些(物资)确实减轻了部分压力。”

于超市购物,街坊与店员的关系止于一买一卖,但陈莲英在这里拿过食物的一刻,无形中建立起关系。郭广校跟陈莲英的交谈中,得悉她面对的经济困难,建议她申请低收入家庭津贴。食物、日用品或津贴能协助陈莲英纾缓经济上的艰难,而互委会的义工服务教她扩阔生活圈子,建立自我价值。

陈莲英现为“理发小队”的义工,每当有时间就会拿起剪刀替长者义剪。她曾在内地跟师傅学理发,来到香港后只顾照顾家庭,一直没有机会发挥所长。她笑说:“有些长者对发型都有要求,不能因为义剪就乱来,剪得好看,才能令他们开心。”

陈莲英由当日的徬徨,到现在于社区找到自身的位置,这点点改变纵然由“攞着数”开始,但延伸的结果或许能改写一名妇女甚至一个家庭的故事—互委会的作用理应如此。互委会本是担当社福政策的首道防线。从邻舍层面建立街坊的自助网络,及早识别问题家庭,并予以关顾及援助,避免惨剧发生。

钟婉仪说,“街坊觉得有人关心,才对自己居住的地方有归属感。你要帮他们织实个网抗压,将来就能动员他们参与社区事务。”

“邻里互助”可增归属感

然而,互委会多年来予人的印象大多跟建制派的“蛇斋饼粽”相连,有些甚至形同虚设。钟婉仪认为跟政府不愿花资源设计邻舍层面的“社区营造”计划有关。“像天水围这类社区,就极需要邻舍层面的服务。(社工)要深入社区结网,协助街坊自助,但‘邻舍层面社区发展计划’结束后,就甚少有其他相关计划。”

殖民地政府于1978年开展“邻舍层面社区发展计划”(下称计划),社工会到木屋、临时房屋或低收入地区,组织街坊争取福利、改善环境等,高峰时期共有54支社工队;但计划于2000年代逐渐结束后,现改为“邻里互助计划”,对象只是元朗、观塘等六个地区的少数族裔及新移民。

政府逐渐削减凝聚邻舍层面的资源,只能依靠如郭广校般心力兼备的街坊自发。然而,跟以往的计划相比,晴云楼互委会仅流于街坊的福利层面,还未能推进至社区,甚至动员街坊关注全港议题。钟婉仪解释,街坊能够自发活化互委会已经不容易,起码能起互助作用,让面对困境的街坊感到关爱。“这很重要,街坊觉得有人关心,才对自己居住的地方有归属感。你要帮他们织实个网抗压,将来就能动员他们参与社区事务。”

兴建社区设施的成果显而易见,而组织互委会的影响则深远。钟婉仪说:“长远来说,面对人口老化,就要做好邻舍层面这部分,组织街坊之余,更能帮政府悭钱;但政府的角度要见成效,计到数,这些细水长流是数字见不到,自然不愿意去做。”

上文节录于第120期《香港01》周报(2018年7月16日)《资源错配:从社区设施到社福支援 后悲情城市暗流涌动》专题中的〈“门常开”互委会:以面包白米凝聚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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