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嗲佬・二】马拉当系宝、华人当系草 沙嗲都跟种族歧视有关？
全港的印尼沙嗲佬又岂止一人。张生是柴湾“沙嗲佬”的代表，年逾七旬的他，当年也是因印尼排华而归国的华侨之一，那年他18岁。
当年在印尼，华人与马拉人互相“歧视”；因此他登上回国的船时，怀着的是一颗“爱国”的心、想着的是“终于回到自己的根”。然而在内地接连遇上全民配给制及文化大革命，他又“逃亡”来港。来港后眼见华侨卖沙嗲卖得风山水起，他也决定“入行”——尽管当年沙嗲在他的眼中，是“低下阶层”才吃的食物。
（此为系列之二）
（张生不愿上镜，相中人为系列其他受访者）
沙嗲是草还是宝？
上集提及的印尼华侨徐基通，是华人和马拉人的混血。他说在印尼，“沙嗲”是大时大节的“贺礼”，如有人结婚、生日、新年时，才会把沙嗲薰到肉上，请邻居吃，作为庆祝。
然而，75岁的张生并不认同，“我小时候在印尼，沙嗲是Cheap嘢，低下阶层才吃的。”为何会有这个差异？可能是因为张生的父母均是华人。“沙嗲是马拉人发明的酱料，而那时华人的地位较马拉人高。只有娶不到华人妻子的才会娶马拉人做妻子，会被华人圈子看不起。”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列国纷纷在东南地区进行殖民统治。历史学家Wertheim曾指出当时的“殖民地等级结构”，该结构由3层组成：欧洲人位处最上层、土著（即印尼的马拉人）位处最底层；而华人则居于中间，扮演两者之间的“中间人”。欧洲人常需要华人帮忙，代为管理土著。历史学家Purcell指，这种“居间”角色为华人带来“有危又有机”的社会地位：“华人因为所提供的服务受到欧洲人器重依赖，却受到土著怀疑；但因为其政治和经济实力增长，也受到欧洲人怀疑。”由此可见，当年在印尼的确有种族歧视风气。
为了生活，沙嗲变成华侨在港创业的独有资本
张生也是1960年由印尼回到内地，被国家分配到云南，但他父母的家乡在广西。1973年他由内地来港，即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文化大革命，张生不欲多提，只说“很恐怖”，外出时子弹都在乱飞。“当时中国政府调整侨务政策，准许归侨出境至香港或澳门，我马上就申请了。”他的父母早逝，孑然一身来港，在工厂工作5年后，至1978年决定“创业”——推木头车，在街边卖沙嗲串烧。
当年有一批印尼华侨来港时和张生一样，没有学历财富、又不会广东话。若想摆脱“打工”生涯，就创业吧，而他们独有的资本，就是调制沙嗲的技术。70年代某几名印尼华侨成功以此维生，张生眼见及此，决定效法，特意回印尼请教调制沙嗲的秘方。“小时候在印尼时，我的父母从事布匹买卖，家人中从不曾有人做饮食业，也不会调制沙嗲。”
从事饮食业40年：味道不是最重要
虽然是“半途出家”“入行”，但张生的生意也还算不错，沙嗲串烧一卖40年，成为柴湾人的集体回忆。他也是由小贩做至“入舖”，收入也够养妻活儿，甚至置业。
然而，从事了40年饮食业的他，对“沙嗲”本身并无执著，一切只为糊口：“味道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与街坊建立起关系，留住人心。”访问当晚，他能和多位路过的街坊聊上一顿，又对部分街坊的生活了如指掌。有位青年来光顾，他竟知道对方最近失业，青年向张生打趣道：“所以你快聘请我吧。”张生笑说：“我看住他长大的，当然了解”
年届花甲，他已忘记沙嗲当年在印尼是“Cheap嘢”：“现在人人也吃，很普遍”。毕竟他也是凭这种一度看不起的事物得以在港糊口，命运让他对沙嗲心存感恩。
这批“沙嗲佬”飘泊半生，最终“选择”在港定居，背后又走过怎样的路？请看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