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嗲佬・一】印尼排华辗转来港 筲箕湾沙嗲佬：推木头车创业
每区都总有一两个“沙嗲佬”，伴随我们成长几十年。他们操不太纯正的广东话，摆卖惹味的沙嗲串烧，由小贩卖至“入舖”。我们只知道他们的“沙嗲”好吃，但又可知道，这是一种飘泊的味道？
我们访问了两位在港印尼华侨“沙嗲佬”。他们小时候经历印尼排华，回中国却遇上全民配给制，后来又遭遇文化大革命，于是“逃亡”来港。上世纪70至80年代，他们来到香港时一无所有，推住自己砌的木头车、卖以印尼特色酱料“沙嗲”烤制的肉串，总算能养家活儿。如是者“沙嗲”这种南洋传统美食，才开始在港流行起来。
（此为系列之一）
港式沙嗲 VS “正宗”印尼沙嗲
据台湾《故事》网报导，印尼语中的沙嗲 （Sata或Satay）来自印度Tamil泰米尔语，但“沙嗲”酱的源起还是来自印尼。1619年 ，因世界第一间跨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当年在印尼雅加达设立了总部，许多印度泰米尔人出入印尼，这些移民带来了家乡的料理如卡博肉串（Kebabı）。印尼马拉人从Kebabı中得到灵感，加上本地人的口味习惯，以当地的食材与香料调味，慢慢发展出“沙嗲”这种酱料。
然而，来自印尼的徐基通说，我们现时在港普遍吃到的沙嗲，并不是他小时候在印尼当地吃到的“正宗”味道。“如果‘正宗’印尼沙嗲，即是印尼马拉人吃的那种，主要成分只是甜豉油、洋葱、柠檬、辣椒。”而现时普遍在港沙嗲串烧店卖的沙嗲，酱身偏浓、味道偏甜、加入磨碎了的花生。徐基通说，那时因为上世纪70至80年代，他们一众印尼华侨在港以沙嗲串烧“创业”时，为迎合港人口味而“改良”：“香港市民较喜欢味道更浓郁的食物。”
50至60年代：印尼排华近45万华侨回国
徐基通在印尼出生，父亲是华侨，母亲是印尼马拉人。他今年63岁，不太记得在印尼的回忆了，因当时年纪太小，只有7至8岁。印尼排华，都只是他从长辈口中听来的事情。他父母当年在印尼一农村开小食店，店里卖沙嗲酱及沙嗲串烧。
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尼摆脱荷兰殖民统治成为独立国家，殖民时期，华人曾获荷兰人厚待给予特权、或在某些经济领域占优势，华人逐渐成为被印尼人攻击的目标；加上中印两国当时外交交恶，印尼国内开始出现排华风气。1959年，印尼颁布“总统第十号法令”，规定年底前取缔县以下外侨小商贩。徐基通的父母，就是其中一档被影响的小商贩。“要么搬到城市去、要么入籍。”他的父母两样均不从，又怀抱对“新中国”美好的想像，于是登上1960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派来的船，横越南洋，回到他从没见过的“家乡”——中国。
1959至1960年，中国政府为了协助印尼华侨归国，派出“光华轮”往返中印4次，共接回华侨4215人。而上世纪50年代初期至约1960年，共有约45万印尼华侨归国；1965年“九．三零”事件后，印尼爆发大规模排华浪潮，回国人数更是多不胜数、无法统计。
【沙嗲佬・二】沙嗲曾是马拉人之宝、华人之草 与种族歧视有关？
归国不似预期：活在“全民配给制”下
60年代初，内地行“全民配给制”，不论居所、工作、粮食，均是由国家配给。任何人如果被揭发私藏财产，均可被没收。徐基通的父亲籍贯广东，但回国后国家分配他们一家到广西务农，“父亲其实想回广东，但国家不允许”。徐基通开始在广西务农，12岁自小学毕业后，就帮忙种植甘蔗至19岁，19岁至25岁被调派到砂糖厂工作。
由8岁至20多岁，他都在内地广西生活；但家里的沙嗲酱，总提醒他其实来自他方。大时大节喜庆节日，他母亲间中会弄沙嗲肉串请邻居吃；那时除了印尼华侨，基本上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沙嗲”是甚么。
来港：以沙嗲白手兴家
至1981年，他27岁，港人姐夫帮助申请他移民来港。“那时我也不知道为甚么要来香港、在香港和在内地有甚么分别，更没有想过想不想来港——那不是我的选择，我只是听从长辈的安排。”如是者他和胞姐父母一同来港，在姐夫安排下住进柴湾斜坡上的木屋。
他来到香港时一无所有，虽然可以到工厂打工，但工资不高。他的母亲就建议他不如试著在街边推木头车做小贩，摆卖沙嗲串烧。“妈妈以前在印尼也是开小吃店的，会自己烹调沙嗲，有营运经验。”但他母亲会炮制的沙嗲，是文首提及的“正宗”印尼沙嗲，而不是他现时小店在卖的。
他说当时观察到港人喜欢食物味道更浓郁，才再“改良”成现时的“港式”沙嗲。“港式”沙嗲酱身偏浓、味道偏甜，但至于具体加入了甚么因而与“正宗”印尼沙嗲有所不同，徐生则说是“商业秘密”，不会向外人透露。
这么多年，徐生说从没想过转行。“转行可以做甚么？自己做生意一定比打工赚得多及更自由。而做生意如果不卖沙嗲肉串又可以卖甚么？如果要创业，一定要有自己的独门技术或技艺，才能成功。我有甚么独门技艺？除了沙嗲，想不出来了。”不少印尼华侨和徐生一样，以独有的资源“沙嗲”创业，从此“沙嗲”一词在香港普及起来，味道却已不是原本的“正宗”印尼沙嗲。改变家乡的味道，是他们适应香港的方式。
然而，原来吃沙嗲曾经代表了一种种族阶级。请看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