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标签化：我的名字不是“精神病患者”

“我一直盼望自己可以做一个‘正常人’，所以我一直都不喜欢吃你们精神科医生开的药。”前来覆诊的李太对我说。

李太是一位六十多岁已退休的家庭主妇。她没甚么朋友，也没有甚么自己的兴趣，每天就是负责打扫，为全职工作的丈夫和三十多岁的儿子准备两餐饭菜。她也是一位躁郁症的患者，自2009年起就在医院精神科门诊覆诊。

撰文：青山医院精神健康学院何晋兴医生

去年年末的时候，李太不幸染上了新冠病毒。除了普通感冒症状、发烧、肌肉酸痛外，李太在晚上更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虽然在确诊后数天已转回阴性，身体亦逐渐康复，李太却发觉自己的精神健康每况愈下。

她常常想起小时候痛苦和惊恐的回忆，例如被妈妈体罚、看见父母吵架和拿刀动杖的画面，引致自己份外焦虑和忧郁，总是以泪洗面。脑里亦不停浮现负面想法，觉得自己不幸之余，亦因未能营造一个开心和谐的家庭而觉得自己拖累了儿子；她更因认为自己缺乏价值，以及难以忍受负面情绪带来的困扰，不禁萌生了轻生的念头。而在李太最近一次的覆诊中，她同意接受住院治疗。

在细阅李太病历的时候，我发现她已有数次入院纪录，亦留意到她在出院后虽然仍会来覆诊取药，但当病情变得稳定，就会自行减药和停药。对于精神科医生来说，也许我们会觉得这些病人很“不听话”，但当我尝试进一步了解李太的童年和她不停浮现的记忆后，我开始明白到为何李太会如此抗拒吃药。

李太生于一个极其混乱的家庭：她有一个最年长的姊姊、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爸爸是个海员，跟子女相处的时间不多；妈妈则是全职的家庭主妇。李太形容自己在家里的地位最低，除了因为妈妈重男轻女，亦觉得李太“脚头”不好，每当家里有任何不顺利的事，妈妈都会归咎于她。

父母亦经常发生口角，每次杯酒戈矛后都会家翻宅乱，更遑论每次吵架后，妈妈总会冲出门外喊着要自杀。除了父母之间的不愉快，李太亦有数次分别目睹哥哥和姊姊（两位分别是抑郁症和思觉失调症的患者）在家中服药自杀的经历。李太亦形容她小时候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担任“打电话报警求助”的角色。

谈到自身的婚姻，李太亦说是“不如所愿”。李太跟李先生结婚已有三十载，李太十分依靠丈夫，但丈夫性格亦暴躁冲动、控制欲强，做任何事她都要获得丈夫批准；而她的儿子自小也有情绪病等问题，先后在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以及成人精神科覆诊。

“正因为我自小家里就有不少的精神病患者，我一直觉得压力很大。我不想和他们一样令自己的家人备受压力，像小时候的我一样长期处于惊恐的状态。我常常幻想自己可以有个平平凡凡的童年，不曾有过那些不愉快的经历，不需要甚么覆诊吃药，能像其他人一样活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李太坦白地说。

在大众的刻板印象中，精神病患者往往被视为是懦弱、麻烦的象征。这些对精神病的负面标签（Stigma），不但造成偏见和歧视，亦令患者渐渐相信自己“并不正常”，是使人厌恶、无能，甚至是没有价值的存在。这些对精神病患者的标签，亦渐渐令患者忘记了自己还是谁的儿子或女儿、是谁的父母、是某人的朋友或伴侣、是一名上班族，也是一个普通香港人等的种种身分。

这样确信且内化他人对自身负面的认知和标记，就是“自我标签化”（Self-Stigmatization）的表现。自己是否“正常人”，亦是按照自身的标准，自行作出的标签行为。正如香港人常取笑说“你是从青山出来的吗？”，事实上，不少病人都不太愿意让家人朋友、上司同事等知道自己在精神科求诊。

自我标签化不但影响身分认同和社交，某程度上更减弱了精神病患者寻求协助、依时覆诊吃药的意愿。要成功对症“下到药”，除了要教育李太有关躁郁症和药物的基本知识外，亦可以透过心理治疗帮助李太面对童年的创伤，再而接纳自身的经历和诊断，减少对治疗的排斥，创建“病识感”（Insight）。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我们的名字并不是“正常人”，亦不是“躁郁症病人”或“思觉失调患者”。除了自己的短处和阴暗面、身患的疾病和痛楚，要知道我们名字背后所承载的还有我们的多样的身分与经历，并蕴含了自身独有的优点和价值。除了要用开放、包容的角度去看待身边的人，我们亦要不忘尝试抛开成见，积极接纳自己。

《香港01》“01医务所”与青山医院精神健康学院合作，隔一个星期二刊登由医护人员撰写的专栏【笔下心澄】。

“澄”即是把水静放，让水中物沉淀，然后变得清澈。愿你静心细味每一篇小故事，见微知着，明白自己及别人的内心，把事与情看得更透澈。看得清楚，懂得珍惜，愿此专栏能安抚你情绪的波澜，享受岁月静好。更希望你把这份体会和你关心的人分享，好让美好人生的路上多一个伙伴。

故事细节经修改以保障病人私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