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中梵关系】利玛窦懂　后世之人却不懂？

罗马教廷与中国政权的交往史，源远流长，若数当中大事，不得不提清代的“礼仪之争”。教廷要忠于宗教原则，看似无可厚非，但假如代价是天主教遭禁，便不得不细作权衡。
所谓“鉴古知今”，一句俗套得多少读史者不欲再提的说话，却恰恰是这次中梵交涉的写照。回首这场发生于清代的教仪纠纷，正好能给内心纠结者一点启示。

利玛窦的传教策略　走上层路线、本色化

利玛窦有意将天主福音传入中国，曾为此潜心学习中文；踏足中国后，利玛窦又制定了一套传教策略，简单来说，这套策略有两大要旨，首先是走上层路线。利玛窦认为要将天主教“打入”中国，关键在于士大夫与政府的取态，因此利玛窦十分积极结交名士。利氏喜作儒生打扮，经常周旋于儒林，而他本人确实熟悉中国文化与经典，举凡天文地理、诗词歌赋、四书五经，几乎无一不晓，因此读书人均喜欢与他交游，公卿显宦亦乐意跟他结成知交，当中包括合称“圣教三柱石”的徐光启（圣名Paul）、李之藻（圣名Leon）和杨廷筠（圣名Michael）。

不过，利玛窦深知耶稣会要在中国传教，不能单靠这班士大夫，还须得到皇帝支持，因此他在万历廿八年（1599），以巨贿买通宦官，要求面见明神宗。利玛窦面圣，当然不会“手空空，无一物”，他除了带着一部《天主经》和数幅宗教油画，还献上各式“西洋奇器”，包括自鸣钟、琴、镜、玻璃柱，以及名为《坤舆万国全图》的世界地图。据说明神宗见到这些奇器后大为喜爱，于是容许利玛窦留在中国，天主教亦得以合法传播。

除了走上层路线，利玛窦的又一“上策”，在于本色化。所谓本色化，是一种惯常的宗教传播策略，也就是将宗教显得更具当地色彩，减轻当地人的排拒情绪，例如天主教传入日本后，衍生出“玛利亚观音”这个混合了基督宗教和佛教的概念。在中国，尽管天主教是一神信仰，利玛窦却容许信徒祭孔与祀祖，认为前者只是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表现，后者则是对先人表示怀念的方法，属社会礼仪，与宗教崇拜无涉。

此外，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义》，引用了不少儒家言论，力图证明基督宗教的“天主”便即是儒家典籍里的“天”和“上帝”。利玛窦尊重中国传统，手段灵活，纵使没有带来奇迹般的传播效果，但至少没引起排斥，不少中国人愿意受洗入教，为后世的传教士奠下基石与榜样。

教廷禁止祭孔祀祖　徒惹康熙反感

然而，利玛窦死后，耶稣会内部，以至其他修会，均质疑利氏的本色化策略，是否违背了某些重要的宗教原则，这就是有名的天主教礼仪之争。经过连串讨论，教宗克勉十一世（Pope Clement XI）终于在1704年一锤定音，下达决议，禁止中国教徒祭孔祀祖，并派特使铎罗（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来华，与中国皇帝交涉，期望政府配合，时为清康熙四十三年，距离利玛窦之死已经90多年。

众所周知，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绝非封闭狭隘之人，不少西方传教士均得以在清廷任职，例如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便因通晓天文历法而在钦天监工作。清初统治者对天主教态度宽容，有统计指，在康熙初年，中国天主教徒已有近30万之众。

康熙对各式事情均有涉猎，因此亦了解传教士之间对于中国教徒应否祭孔祀祖一事的争议。康熙认为，中国教徒多年来同时礼拜天主兼祭孔祀祖，一直相安无事，现在无端平生争议，绝对是庸人自扰、多此一举，因此他倾向保留利玛窦遗留下来的做法。部分依循利玛窦遗策的耶稣会士，亦乐见康熙之宽容，认为这样有利于传教事业。

然而，铎罗领导的使节团来到中国后，与允许祭孔祀祖的传教士及教徒屡起冲突，骚扰京师平静，令康熙对使节团甚为反感。另一方面，康熙接见反对祭孔祀祖的福建主教颜珰（Charles Maigrot）时，有意考验其识见，指着御座后牌匾上“敬天法祖”四字，问他如何理解此语，却发现颜珰只懂“天”字，康熙顿时觉得这班西洋教士荒唐之极，狠批他们“愚不识字”，明明才智不及利玛窦，却要改弦易张，“妄论中国之道”。

康熙坚称中国教徒祭孔祀祖“符合国情”，可是教廷无意退让，最终在1715年，教宗克勉十一世颁布了著名的《自登基之日》（Ex illa die） ，禁止教徒祭孔祀祖，甚至不准讨论此等礼仪问题。教廷禁令一出，有些信教的读书人因不能祭孔而缺席科举，也有家庭在祠堂与教堂之间左右为难。天主教以教宗意志为圭臬，他当然有权就教务与教仪制定各式规矩；然而，中国是清室的天下，朝廷以维持中国社会的既有秩序为己责。因此，天主教在外地坚持自己的原则，看似无可厚非，实质上却埋下了遭禁教的伏线。

传教士干涉清廷内政　雍正愤然禁教

康熙之后雍正继位。雍正登基不久，即同意维修因地震而受损的西直门天主堂，这个举措一度令教宗以为中国新皇帝会友善对待教会。然而，教宗不过是一厢情愿，雍正对天主教的态度，比他的父亲还要严苛，原因不只在于礼仪问题，更在于传教士参与了政治斗争。

康熙晚年不立皇储，众皇子均是名义上的潜在继承人，其中最具实力继承皇位的，除了雍正外，便是皇十四子胤禵，而胤禵又与皇九子胤禟结为一党。胤禟最为后人熟知的，是他非常热爱西洋文化，耶稣会士穆敬远（Joannes Mourao）更是他的亲信，教导他学习拉丁文。

雍正得位后，立即肃清对自己皇位具威胁的兄弟，当中自然包括胤禟与胤禵；由于有传教士参与争夺帝位的纠纷，因此雍正亦非常厌恶天主教，在1724年发布禁教令，国人必须弃教，违者处罚，西方传教士除了在皇宫任职者外，限半年内离境。自此之后，天主教的传教工作陷入黑暗时期，直至清廷败于鸦片战争，中外缔结连串条约，传教士重临，基督宗教才能再次广为传播。

对于天主教的传教工作，明清皇帝的立场非常明确，就是欢迎之至，但前提是传教士须服膺于中国政府，不可干扰中国的既有社会秩序，更不能妄图干预高层政治。就此，教宗绝对有理由坚持其教仪、禁止教徒祭孔祀祖，只是他必须权衡轻重，到底是教仪重要，还是传教重要？利玛窦的经历说明，如果教廷选择客随主便，获得皇帝尊重，不会强迫对方修改教仪，只是他们也须尊重清廷对中国事务的决策权——不遵从中国的规则，便要退出中国，终止在华传教事业。

铎罗使节团在华时，康熙皇帝曾作了一道重要谕批，提醒使者勿忘主客之别，当中有一警句，至今依然适用，值得为因今次中梵交涉而内心纠结、却说不清所以然的人细细咀嚼──“尔等西洋之人，如来我中国，即为我人也”。

上文节录自第99期《香港01》周报（2018年2月12日）《“西洋之人，如来我中国，即为我人也！”　利玛窦懂 后世之人却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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