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关系】升温背后　教廷与中共迥异的政教逻辑

主教任命权的七十载拉锯

1949年中共建国，1951年梵蒂冈与台湾建交，同年中国赶走梵蒂冈驻华公使，切断两国官方联系，从此内地天主教系统秉持“自选自圣”原则，官方仅承认“一会一团”——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使教会独立于教廷“圣统共融”体系之外。主教任免权之归属，在此后近七十载一直是两国外交拉锯的核心。

教廷面对着“地上”与“地下”两个信众团体，虽不接受由中国政府以“自治、自养、自传”方式发展教会，但没有把它彻底排除在天主教的大家庭之外，自1980年代起，双方在主教任命上更时而以非常松散模糊的方式合作。不过，北京并不放弃自行任命主教的做法，教廷则支援着拒绝受官方管控的地下教会，彼此摩擦不断。

陈日君走上前台向教廷高层叫阵，便是要为数百万计中国地下教会信众张声，尤其是长年冒着受打压风险传教的一众地下主教。2月9日，他出席网台节目解画，称自己并非完全反对建交，但质疑以目前的建交条件，梵蒂冈恐怕没有多少话事权。据他所知，中梵正蕴酿的框架协议分为“民主选举”、“主教团任命”及“教宗批准”三步。他说，这套方案将使中方名正言顺掌握主教任命的决定权，连目前中梵双方互有妥协任命主教的做法都不如。

严格来说，中梵关系取得进展，并非方济各上台后才出现。前一任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便曾发牧函，呼吁中国地上地下教会互相宽恕，“协助所有天主教徒在团结中成长”。再之前一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虽然是一位反共色彩鲜明的人物，但也多次提出与中共合作的期盼。

方济各当下在中梵关系上取得的进展，比之前两任教宗更大，虽然他未就如何看待中梵关系给出明确答案，但从就任以来向中方摆出的一系列和善姿态来看，他却未必真如陈日君所言被蒙在鼓里。

方济各仰慕中国文化

方济各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3年3月各自走上权力中心以来，中梵和解谈判势头向好。2014年，方济各在经中国领空飞往韩国期间向习近平致以问候；2016年4月，他在梵蒂冈接见23名中国神父时表示期待到访中国；同年10月，他和苏州教区主教、隶属天主教爱国会的徐宏根在圣伯多禄广场会面，相信是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胜利以来，教宗首度公开接见内地主教。2017年11月，中国故宫博物院和梵蒂冈博物馆互借40件艺术文物展出，展开“艺术外交”。

意大利驻华使馆前文化参赞、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员郗士（Francesco Sisci）质疑目前社会对陈枢机过度关注，“为什么咱们必须那么关心一个枢机？如果按民主考虑，我们得听多数，如果按天主教信仰考虑我们得听教宗。”

郗士曾于2016年访问方济各，世人由此知道现任教宗原来对中国文化有情意结。方济各在那篇访问中形容自己从小就“欣赏”中国，“对我来说，中国总是与伟大相关”。身为耶稣会修士的方济各还说，他研习了同一修会对华传教先驱利玛窦（Matteo Ricci）的生平，认为“利玛窦的经历教导我们，必须要与中国对话，因为那将累积智慧与历史”。

传教是教会的根本。从方济各对利玛窦的推崇看中梵关系种种动向，包括当前的风波，他的立场似乎不言而喻。明朝万历年间来华传教的利玛窦提倡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宣传西学前先将儒家经典倒背如流，学会了写典雅的文言文，再将天主教思想包装在其中。他因分享实用的地理等科学知识而受到士大夫尊重，在传教方面也取得巨大进展。

中梵政教考量迥异

用通俗的话说，利玛窦的传教事业取得成功，建基于他懂得政治。梵蒂冈虽为宗教心脏，但也离不开政治。只不过在宗教与政治的考量上，它与奉行无神论的中共有截然不同的逻辑，要在这样一个国度发展推动传教事业，当然需要变通。

作为一个食人间烟火的政权，梵蒂冈需要应对官员贿赂与神父性侵等丑闻，亦需要用政治智慧解决外交问题。不过，“政治只是工具”，香港圣神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林瑞琪博士相信，“对梵蒂冈来说，宗教永远是第一考虑。”教廷需要与中国千万教友取得连结，而眼下基督教新教在华的迅速发展和天主教人数的降低都令教廷焦急。

不少研究教廷的专家，如长年关注梵蒂冈事务的美国记者加埃唐（Victor Gaetan）等指出，梵蒂冈一直梦想着重返中国，让地下教会走出阴影，并弥合中国天主教徒之间的裂痕。对教廷来说，中国信众的分裂使教宗难以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公开行使权力。一旦中国的天主教会实现共融，不但会壮大天主教的力量，也可进一步增强教宗在政治与道德层面的国际影响力。

虽然陈日君仍对方济各不与中国签订主教任命权协议抱有希望，但更多迹象却显示这似乎是势在必行之事。教廷方面明言，与中国寻求协议将团结天主教会，体现的是宽恕与慈悲，正如方济各曾宣称的，“信徒们必须搭建桥梁，而不是筑起墙壁”。正面来看，方济各想必相信，地下教会与爱国教会融合，将令中国天主教群体的发展空间壮大。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邢福增分析，近年中梵多次就关系正常化作磋商，但一直未有突破；每次有“建交”传闻，最后都未见成事，反映出中梵关系的复杂性。

对中共来说，思考的顺序也许正正与梵蒂冈相反，政治是最大目的，宗教才是工具。中梵建交可以使中国获得更为正面、开放的国际形象，同时亦可令台湾失去在欧洲的最后邦交。不过，北京考量与梵蒂冈建交时，这些恐怕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从中国历朝历代对宗教的态度中不难总结出，虽不是恒常友好开放，但只要有利于政权稳定，宗教便无妨存在，执政者会对之加以利用。虽然共产主义宣扬无神论，中共也谨慎延续了容纳不同宗教的传统，若有利于政权稳定，中共乐意与之共荣，但若发现宗教裹挟政治力量渗入，有威胁政权之虞，定毫不手软。

中共牢牢掌控宗教事务

2015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首度提出宗教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官方归纳中国宗教界的“优良传统”包括：爱国与爱教高度统一﹔爱神与爱人相结合﹔政主教辅、教不干政等等，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成为中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当代体现。

毋庸置疑的是，中共仍牢牢掌控着宗教。2016年，习近平提出“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宗教问题，在互联网上大力宣传党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

2月1日，中国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开始施行，从不同程度上强化了各级政府对宗教管理职能，要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起到配合协助的作用。紧接着，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要加大对农村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渗透活动打击力度，依法制止利用宗教干预农村公共事务。此番论述，并非从农村精神文化层面出发，而是升级到基层治理、组织建设、以及维稳层面。而多年来，农村都是地下教会集中地。

有趣的是，中国加强对宗教的管控之际，教廷正评中国的声势却在冒起。2月6日，《梵蒂冈内部通讯》发表梵蒂冈科研机构宗座科学院校监索龙多主教（Bishop Marcelo Sanchez Sorondo）访问，索龙多日前曾到访中国，他表示，中国人是天主教教义的“最佳执行者”，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好，并盛赞中国“捍卫人类尊严”，在环境议题上也起到了德行领导者的作用。

建交等于万事“大吉”？

从越南的例子可见，解决主教任命权问题不意味中梵会在短期内建交（越梵在2010年达成主教任命协议，但至今仍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近日在访问中便不曾提及“建交”字眼，中国外交部2月2日声明中也只提到了“改善中梵关系”。

越南模式：面对共产党执政的越南，梵蒂冈与之达成主教祝圣的“越南模式”，即在任命程序上，先是由梵蒂冈寻找候选人，而后向越南政府提名以获同意。一旦通过，圣座将正式任命主教；如果遭拒，梵蒂冈将被迫另外提出候选人，直到双方达到共识。地下教会：受教廷单方面任命的内地主教只能非公开活动，由地下主教带领及拒绝在政府登记的天主教会自称“忠贞教会”，在内地约900万至1,200万名天主教徒中，三分之一甚至更多加入地下教会，他们忠于教廷，抗拒政府管控，有时会遭到迫害和监禁。

林瑞琪认为，对教廷来说，政治上的主动或被动并不重要，教廷不会为建交而牺牲教友空间，一定是为天主教的长远利益和改善教徒们的生存状况考虑，即使当下会激起一些疑虑。郗士亦向《香港01》强调，宗教关心的是信仰和精神生活，教会并不考虑“让步”或“利益”。

不过，理解的墙壁此刻恐怕横亘在教徒中间。在内地微博上，有信徒在相关新闻下留言“要求最高领导人讲点底层教友听得懂的道理”，有人说“真的不知道用这种方式换取外交关系的破冰有何意义！哪怕有再多的苦衷都无法接受！”亦有人持观望态度，相信整体上“算是好事”。

邢福增担忧，梵蒂冈对建交的意欲强于中国，双方难以形成平等关系。他还抛出一连串问号：建交后是否容许各修会恢复在中国的公开活动？共融后的中国教会，如何处理与各级统战部与宗教管理部门的关系？原地下教会的神职人员如何一方面面对政府强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并另一方面自由地宣讲天主教教理与社会训导？还有自建国后涉及天主教的各起反革命集团案，及以各种罪名被囚的地下教会神职人员等“冤案”能否“平反”？……邢福增相信，“建交绝不是教会共融（地下与地上，中国与普世）的实现，而仅是开始。”

上文节录自第99期《香港01》周报（2018年2月12日）《主教任命协议势在必行　中梵进展中的香港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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