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关系】主教任命濒达协议 　香港奏起变调曲

1949年中共建国，1951年梵蒂冈与台湾建交，同年中国赶走梵蒂冈驻华公使，切断两国官方联系，从此内地天主教系统秉持“自选自圣”原则，官方仅承认“一会一团”——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使教会独立于教廷“圣统共融”体系之外。主教任免权之归属，在此后近七十载一直是两国外交拉锯的核心。

眼下这一状况或将改变。多个西方传媒早前引述梵蒂冈高层消息称，中梵新框架协议已就绪，预料梵蒂冈会承认七个由中国政府独自任命的主教，当中两个是已被教廷作出最严厉惩罚──“绝罚”。今后他们只要得到教宗的大赦，就能成为中梵均承认的合法主教。而在未来内地主教任命事宜上，梵蒂冈将提出人选，但中国政府拥有是否接纳教廷提出人选的最终决定权。消息指双方最快会在今年春天签署有关协定。若能成事，中梵外交无疑将步入新阶段。

陈日君矢言成“最大障碍”

不过，中梵的世纪大和解还未上演，教会内部先弥漫硝烟。点起战火的是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1月29日，这位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反共立场鲜明的86岁退休枢机，撰文透露自己刚亲赴罗马向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陈情，对中国两名地下主教被要求让位表达忧虑，并转交了被要求退休的汕头庄建坚主教的信件。陈日君声称，教宗积极回应了他的陈情，还表示不要制造另一个敏真谛（József Mindszenty）事件（敏真谛在匈牙利的共产政权下任主教，因坚决反共而受迫害，后来在教廷要求下离开匈牙利，客死异乡，教廷另任命获匈国共产政权认可之人接任其主教之职）。

陈日君还暗示有教廷中人阻止教宗得知中国教会的真相，批评教廷眼下作为是对教会的“负卖”，“和一个独裁政权能有协议吗？”他更放言，自己绝不介意成为中梵交流“最大的阻碍”。

翌日，教廷新闻主任伯克（Greg Burke）罕见发表声明，反驳教宗与教廷官员在中国问题上缺乏沟通的说法，不点名批评陈日君“制造了混乱和争议”。教廷国务卿帕罗林（Pietro Parolin）在受访中表示，圣座自1980年代开始与中国代表联系，虽几经波折辗转，始终寻求战胜对立、展开对话。他引述前教宗本笃十六世2007年给中国天主教徒的信，指“与合法的政权持续冲突并不能解决现存的问题”，强调方济各上任后的谈判遵循了这一路线。

陈日君未就此沉默，反而把矛头指向帕罗林，直指“这个少信德的人”不懂得中国信徒们在“梵蒂冈准备向中共屈服之际”的苦痛。他又批判教廷高层消息人士“将寸土必争鸟笼的空间”说法，称“（中国）地下团体的教友本不在鸟笼里，现在是你们要逼他们进鸟笼，和已在鸟笼中的合一！？”

内地爱国教会“裂教”争拗

天主教奉教宗为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拥有绝对权威。身为退休枢机的陈日君虽然未直接挑战这一原则，却多番指出教宗对许多事未必知情，又狠狠抨击帕罗林为了“虚荣”而寻求促成中梵建交。他更有悖常规地披露，自己三年前获教宗私人接见时，曾对教宗称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是“裂教”，而教宗当时表示“同意”。

所谓裂教即不愿服从教宗或是不愿与隶属教廷的教会成员共融。1950年代初遭中方驱逐的教廷驻华公使，便曾宣称受官方控制的中国天主教会裂教。香港当年在教廷内部的争论中亦留下了印记。1959年，包括教廷传信部长在内的一批天主教资深人士在香港聚会，讨论中国自行祝圣主教的合法性。三年之后，时任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表示不再使用“裂教”这个字眼形容中国教会的情况。

此后数十年，内地天主教经历过文革摧残后，恢复增长。教廷面对着“地上”与“地下”两个信众团体，虽然不接受由中国政府以“自治、自养、自传”方式发展内地教会，但没有把它彻底排除在天主教的大家庭之外，自1980年代起，双方在主教任命上更时而以非常松散模糊的方式合作。不过，北京并不放弃自行任命主教的做法，教廷则支援着拒绝受官方管控的地下教会，彼此摩擦不断。

陈日君走上前台向教廷高层叫阵，便是要为数百万计中国地下教会信众张声，尤其是长年冒着受打压风险传教的一众地下主教。2月9日，他出席网台节目解画，称自己并非完全反对建交，但质疑以目前的建交条件，梵蒂冈恐怕没有多少话事权。据他所知，中梵正蕴酿的框架协议分为“民主选举”、“主教团任命”及“教宗批准”三步。他说，这套方案将使中方名正言顺掌握主教任命的决定权，连目前中梵双方互有妥协任命主教的做法都不如。

香港的中梵桥梁角色逐渐淡化

陈日君的态度在本地受到关注，既因他是受到尊重的宗教领袖，也由于他长年对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及鲜明的政治立场。而在梵蒂冈，他的表态引来反弹，与他的枢机身份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他曾在内地授课传教，曾是教廷了解内地教会情况的窗口。这亦是香港教区神职人员长年来在中梵关系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陈日君的继任人汤汉枢机去年也曾担当中梵关系的放风者，与陈日君不同的是，他释放了中梵就主教任命权达成共识的正面信息。

曾任岭南大学政治与社会学系副教授的宝血会梁洁芬修女，以论文《脆弱的关系——九七年后中梵港的三边关系》论述了香港在中梵间扮演过的角色。她指出，香港既是天主教会内华人教友最多的教区，又有地缘政治优势，因此曾在教廷与中国信众之间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中共执政以来，中梵关系一直处于意识形态分歧与权力冲突中，北京视教廷任命主教的行为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这种绷紧的双边关系，有赖香港教会人士从中斡旋，一度成为更灵活的三边关系。除了上述1959年在港举行关于内地裂教问题的讨论外。在中梵关系紧张的时刻，亦是因着香港等海外华人教会的存在，内地教会与教廷间的联系才不会完全切断。

梁洁芬提出，过去数十年，香港搭起了数座桥梁，在1980年代初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授命香港教区成立研究及联络内地机构前，香港天主教人士已藉探访旅游主动与内地教友联系，外籍传教修会、海外专业人士组成的学术交流及服务协会等，也以香港为基地，将触角伸展到内地。

1980年成立的香港圣神研究中心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每年发布内地天主教统计资料，中心成员常常往来于中梵港之间，作不同形式与主题的沟通。不过，1990年代后，教廷的重点转向争取加入爱国会的地上主教等教职人员，随着香港回归和中国内地的逐渐开放，香港的中间人角色逐渐弱化。香港圣神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林瑞琪说，现在的中港教会各自独立，只作友好交流，香港在中梵之间没有扮演什么特别的角色。香港教区现任主教杨鸣章近日面对传媒亦给出了相似说法。

三任主教立场相反

在中梵协议看似势在必行之际，陈日君坚定地站在了质疑的一方，向天主教最高权力叫板，但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教廷内部的声音？去年初传出中梵就主教任命权的谈判取得进展时，长年关注梵蒂冈事务的美国记者加埃唐（Victor Gaetan）在学术期刊《外交事务》发表文章，直指陈日君的观点是“少数派”。

加埃唐指出，梵蒂冈如今已以务实做法处理中国主教任命事宜，获政府考虑任命的主教人选，多会同时寻求梵蒂冈批准。目前内地地上与地下教会的界限十分模糊，地上地下神父间亦会有合作，全国约110名主教，已有70人左右获北京和梵蒂冈两方面任命，梵蒂冈单方面任命的地下主教仅余约30人。

意大利驻华使馆前文化参赞、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员郗士（Francesco Sisci）质疑目前社会对陈枢机过度关注，“为什么咱们必须那么关心一个枢机？如果按民主考虑，我们得听多数，如果按天主教信仰考虑我们得听教宗。”

当然，由于缺乏统计，什么是多数意见，实际上并不易界定。不过，陈日君的两位继任者，均与他抱持不同观点，多少对我们了解教廷对中梵关系的态度具参考作用。汤汉枢机去年撰文指出，中梵关系正常化始终是大方向，若教宗在主教候选人问题上有最终发言权，那么地方教会“选举”就只是主教团的“推荐”，与此同时，内地政府只要求人选符合爱国标准而不关切是否爱教，“因此，我认为，这样的主教任命协议，不会超出双方目前正在有效实施的做法。”

“健康现实主义”则是香港教区现任主教杨鸣章对自己面对中国政权态度的概括。他说：“如果我不是香港教区主教，只是位神父，可能我会参加很多示威抗议。但身为主教，人们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我。我要顾及中梵关系……我不想捣乱。如果有保持对话的可能性，我会尽我所能促成其事。”

教廷期待重返中国

不少研究教廷的专家，如前述美国资深记者加埃唐等均指出，梵蒂冈一直梦想着重返中国，让地下教会走出阴影，并弥合中国天主教徒之间的裂痕。虽然陈日君仍对方济各不与中国签订主教任命权协议抱有希望，但更多迹象却显示这似乎势在必行。教廷方面明言，与中国寻求协议将团结天主教会，体现的是宽恕与慈悲，正如方济各曾宣称的，“信徒们必须搭建桥梁，而不是筑起墙壁”。正面来看，方济各想必相信，地下教会与爱国教会融合，将令中国天主教群体的发展空间壮大。

整体而言，中国与梵蒂冈愈走愈近，已是近乎不可逆转的趋势，香港的中间人角色随着年月逐渐褪色便是一大反证。无论结果如何，自梵蒂冈近60年前不再用“裂教”一词，来形容中国官方认可的教会开始，教廷几可肯定不会放弃中国信众，两国分歧只在于牧者在中国的角色，而当前对中梵关系纠结的，不是牢握主导权的北京，而是在宗教与政治之间挣扎的梵蒂冈。

上文节录自第99期《香港01》周报（2018年2月12日）《主教任命协议势在必行　中梵进展中的香港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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