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中梵关系】千年前的斗争　揭罗马教廷的力量

主教叙任权向来是阻碍中梵关系正常化的症结，梵蒂冈一直强调自己有权在中国任命主教，不必北京批准，导致两国关系未能踏上另一台阶。中共多年来对主教叙任权小心翼翼，其实也不无原因。类似关于教廷和世俗权力的争议，其实在近900年前已曾出现，而当年教廷的“胜利”就导致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王权受挑战，教廷入侵世俗权力。

最近教会消息传出中国与梵蒂冈预料会共同承认七个由中共任命的主教，使他们成为中梵均承认的合法主教。当中更有消息指，其中两名已遭教廷判处“绝罚”的爱国教会主教，会获梵蒂冈承认地位，令香港部分一直支持中国地下教会的人士震惊。

梵蒂冈转軚，是承认教会在中国正面对的现实，不能再在神州大地坚持行使自己声称拥有的主教叙任权。然而教廷向现实低头其实有史可循，著名例子包括1929年教宗庇护十一世（Pius XI）与当时意大利统治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签订的《拉特兰条约》（Lateran Treaty），承认教廷在梵蒂冈的主权，但同时意大利境内所有的主教任命除了需是意籍人士外，更需获意大利政府批准。到1984年前，被任命的主教们更必须宣誓效忠国家。

主教叙任权非自古拥有

由以上一例可见，主教叙任权这种权力对罗马教廷来说绝非铁板一块，为了保存教廷力量而选择适应，才是他们更常做的选择。回溯历史，主教叙任权也不是教廷自古以来一直拥有的，中世纪初期的教廷其实没有主教叙任权，直到约九百年前，教廷为了主教叙任权，挑战了当时权力处于顶峰的神圣罗马帝国，完全改写了中世纪历史走向。历史学家大多更认为这场“叙任权斗争”（Investiture Controversy）定义了中世纪初期到中期，改变了宗教和世俗权力的发展方向。

现时天主教全球各地教区主教的叙任权，按规矩均应由梵蒂冈任命，各国不能干涉，可是在教廷与神圣罗马帝国正面交锋前，各教区主教却大多听命于为他们兴建教堂的当地领主。这种做法由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已开始。失去世俗权力庇护及协助，教宗的政治权力大为减弱，亦未能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只能集中处理罗马及周边地区的教务。即使由第二次尼西亚会议（Second Council of Nicaea）订下的教会法列明，世俗政权无权委任主教等神职人员，但此例随后甚少有人遵循。讽刺的是，这次会议的召集人来自世俗权力，亦即时任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 VI），并由他核准会议得出的结果。

坐视一切世俗权力对教权的予取予携，是当时教士们为传教必须付出的代价，但随事态发展，教会内亦有求变的声音，为整场叙任权斗争揭开序幕。

坐落于法国中部的小镇克吕尼（Cluny），镇中心今天只剩下一大片考古遗迹，但在千年前它可是耸立着全世界最大的教堂。据文献记载，教堂内还有一支长18呎的铜烛台，以现今技术也难以复制，可见当时克吕尼的地位。

虽然克吕尼不再存有昔日的荣光，但为天主教带来的改变却流传至今。克吕尼由修会本笃会管理，该会主张恢复传统及“纯粹”的修道生活，这种修道方式亦逐步推广至全欧。修会对会员的影响可以十分巨大，例如陈日君枢机所属的慈幼会强调参与社会及注重教育，是他对香港社会及教育事务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的原因之一。而其中一个受本笃会影响的修士，是后来叙任权斗争的主角国瑞七世（Gregory VII，1073-1085年在位）。

酝酿中的改革

本笃会推动的改变愈益受到教会内部人士支持，亦逐渐改变了教宗及教廷的执政方向，世俗权力对教廷的统治也逐步受到挑战。自11世纪中期开始，由世俗权力任命神职人员及买卖神职，被部分人士视为不遵从教会法的举动。教宗利奥九世（Leo IX， 1049-1054年在位）上任时，就表明神职要由神职人员及信众选出，而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钦点。利奥九世在任内积极打击愈益严重的神职人员结婚及买卖神职，后来的尼阁二世（Nicholas II）更将神圣罗马皇帝排除出教宗选举外。值得一提的是，国瑞七世就是跟着利奥九世进入罗马，踏上成为教宗之路。

“罗马人最初异常地安静，并把教廷的缰绳交付到我手中，这一切的发生显然是有天主的恩赐在内。”

教廷的全面进攻

身为改革派的国瑞七世在1075年发布的《教宗训令》（Dictatus Papae），是整场叙任权斗争其中一份重要文件。《训令》中，国瑞七世为自己充权，第十二条更显然有意夺取世俗权力。《训令》内容有多条甚具争议，例如第三条“教宗有权任命或解除主教职务”、第七条“教宗本人就是法律，有立新法的权力”、第十二条“教宗可以罢免皇帝”，及第二十二条“罗马教会从未犯错，也永远不会犯错”等。

《教宗训令》的发布，是建基于利奥九世及尼阁二世等人的改革，并希望再进一步确立以教宗为首的世界。但国瑞七世与前任改革者所面对的局势完全不同，因为前任改革者面对的是年幼尚未掌实权的亨利四世（Henry IV），但到1075年亨利四世已是位22岁的青年，正希望夺回父亲亨利三世在任时，对教廷所拥有的权力。

到1075年的圣诞节，事态更逐步恶化。国瑞七世遭罗马城贵族绑架，获罗马市民救出后，他直指亨利四世是主谋。刚解决境内地方势力叛乱的亨利四世主动迎击教宗的指控，翌年一月在沃尔姆斯会议（Synod of Worms）上宣布国瑞七世已遭废黜，并在一封向国瑞七世寄出的信上，用上教宗的本名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指他“不是教宗而是伪僧侣”，大肆侮辱教宗，最终引致教廷以“绝罚”之刑惩罚亨利四世。至此，两头主宰中世纪初期欧洲的庞然大物正式开始正面冲突，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就是叙任权争议的开端。

绝罚与王权的成长

“绝罚”在天主教会内是最严厉的惩罚，使亨利四世无法与教徒交流，亦即孤立于中世纪欧洲，国瑞七世更表明在一年后会变成永久绝罚。日耳曼各诸侯为此给予了亨利四世一年时间改过，可是后者最初仍不领情。后来因担心萨克森诸侯会叛变， 1076年12月，亨利四世才穿着苦行的衣服，由德国南部的斯派尔（Speyer）步行到今日意大利的卡诺莎（Canossa）城堡前。他于风雪中在城门外等候三日，才能向国瑞七世办告解，最终解除绝罚，以向神权低头的姿态乞回教籍。

但绝罚带来的余波还未完结，“卡诺莎之行”并未消除帝国内的政治危机，萨克森诸侯最终还是发起了叛乱。士瓦本公爵（Duke of Swabia）鲁道夫（Rudolf of Rheinfelden）在1077年获多地大主教及侯爵支持，在缅恩斯获当地大主教封为皇帝，正式举起反旗。可是国瑞七世并没有坚定地站在鲁道夫一方，导致叛军号召力减弱，到1080年，这名本笃会教宗才第二次“绝罚”亨利四世，但鲁道夫不久后于战争身亡，使形势扭转。

一生被“绝罚”五次的亨利四世，在经历了国瑞七世给予他的羞辱后迅速成长。第二次“绝罚”对亨利无甚作用，他否认教宗对他的指控，并获诸侯及众多大主教支持。亨利四世在今日意大利境内的布雷萨诺内（Brixen）召开会议，宣布废黜国瑞七世，并任命“伪教宗”（Anti-pope）克勉三世（Clement III）为教宗，企图重夺世俗权力对教廷的控制。亨利四世与国瑞七世的斗争，最终由前者获胜。亨利挥军南下直捣罗马，缺乏军事力量的国瑞七世于1084年被迫流亡，到1085年去世。

以教廷“胜利”作结的修和

在国瑞七世去世后，教廷与帝国对主教叙任权及买卖神职的争议尚未完结，及后四位教宗都延续了这场斗争，并于1122年在非本笃会教宗嘉礼二世（Calixtus II）任内作结。

教廷在这场漫长斗争中渐渐分为两派，长年保护罗马的贵族趋向与帝国和好，倾向改革的一派则坚持为主教叙任权及废除买卖神职继续斗争。在斗争期间上任的伍朋二世（Urban II）、贾利二世（Pascal II）虽然来自改革派，但两人任内俱派在教廷内势力强大的修和派人士与皇帝谈判。他们虽然都尝试将更多主教叙任权收回，但1112年神罗皇帝亨利五世（Henry V，亨利四世之子）军临罗马时，贾利二世被绑架，后来再将叙任权交还予世俗权力，前功尽废。

嘉礼二世的上任，正值两派出现路线分歧的时间。新教宗作为一位贵族出身的人，与德、法、意、西各大贵族都有血缘关系，能使教会各派信服之余，亦使嘉礼二世成为与神圣罗马帝国和谈的最佳人选。

在1122年终结整场斗争的《沃尔姆斯协定》（Concordat of Worms）中，嘉礼二世与亨利五世达成协议。《协定》中，教廷确保了主教叙任权，世俗权力则有权在主教选举有问题时介入。协定亦表明帝国境内主教需向皇帝表示忠诚，换言之主教们同时服侍二主的体制在协定中确立。协定是中和双方观点得出，但教廷已得到国瑞七世生前希望得到的权力，普遍历史学者都认为教廷在斗争中“胜利”。

整场斗争历时近50年，最后神圣罗马皇帝在多次内外受压下，向教宗交出主教及修道院长的叙任权，但保留了对土地的主权。虽然在中世纪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有共生关系，但教廷在这50年对世俗世界的影响是活生生的，直接导致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多场叛乱，又羞辱了亨利四世。

教会消息最近传出中国与梵蒂冈就任命主教签署框架协定，称此事“事在必行”（imminent certainty），并会在今年春天签署协定。在大多数国家采政教分离政策的今日，可能民众会忘记罗马教廷的力量，但叙任权等正正就是教廷当年入侵世俗事务的权力的做法，国瑞七世的《教宗训令》在在彰显了教宗潜在的政治能量。神圣罗马帝国在这40多年间的遭遇，岂能不让北京对教廷心存提防。

上文节录自第99期《香港01》周报（2018年2月12日）《叙任权斗争 揭罗马教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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