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学胜诉．判辞解读】终院详解何谓“公民抗命”法庭应如何定断

双学三子黄之锋、罗冠聪及周永康“终极上诉”成功，获当庭释放，扰攘三年的公民广场案终落幕，但终院就“公民抗命”的解读却是影响深远，足以对未来的政治抗争案件一锤定音。纵观三级法院的裁决，原审裁判官对年轻人违法示威抱持宽容、理解的态度，但终院明显支持上诉庭严刑阻吓的立场，在判词中强调“公民抗命”必须和平进行，无论示威者有多崇高的理念，一旦越过暴力的界线，便不能以“公民抗命”作为减刑理由，法庭可重判入狱。

甚么是“公民抗命”？

为了解决这个法律争议，终院在判词中花了不少篇幅解释“公民抗命”如何影响量刑。正如英国大法官Lord Hoffman过去曾指“公民抗命在普通法有悠久及光荣的历史”，终院认同在所有尊崇个人权利的法制都可见“公民抗命”这个概念，并补充“公民抗命”能粗略分为两种：

1. 违抗不公义的法律；

2. 透过违法抗议不公义、促成社会变革；

两种抗命的基础都是发自良知，违法者相信法庭会在判刑时考虑他们的抗命动机。

“公民抗命”须符合和平非暴力条件

然而根据John Rawls的经典《正义论》，“公民抗命”在普遍理解下必须符合和平、非暴力的条件，违法者亦要在事后接受法庭惩罚，以唤起公众对不公义的关注。根据案例，示威者一旦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破坏社会安宁，他们已经跨越合法表达意见的界线，“公民抗命”或履行言论、集会自由等辩解，将不能成为有力的减刑理由，即使重判阻吓性刑罚亦不为过，根本不用忧虑重判会带来“寒蝉效应”。

“公民抗命”不适用于本案

终院强调，法庭无意卷入政治辩论，亦不想评论双学三子的政治理念，但认为三人犯案过程中涉及暴力，他们当时只是抗议政改方案，而不是直接挑战《公安条例》本身，亦不涉及不公义地引用《公安条例》，故此“公民抗命”的原则不适用于本案。

大型公众示威增加　定指引有理

终院认同上诉庭早前的裁决，鉴于香港出现愈来愈多混乱及大型公众示威，法庭对暴力示威不应宽容，有充份理由重判即时监禁，并提到煽惑他人犯罪，或担当领导角色的人士更是“罪加一等”。

不认同杨官言论

至于上诉庭副庭长杨振权早前严厉批评“社会弥漫歪风，有识之士鼓吹违法达义”，终院则在判词中表明不认同杨官的言论，因为无证据显示双学三子受到他人的怂恿鼓吹而犯案，杨官不应在判刑时将其他人的犯罪行为投射在被告身上。但由于上诉庭的量刑指引主要由法官潘兆初撰写，杨官的言论不会影响量刑指引在未来案件的适用性。

上诉庭无权推翻原审的事实裁断

虽然终院同意上诉庭就目前情况，并就同类案件定下指引，然而他们亦认为上诉庭更改原审“事实裁断”上犯错，并指出上诉庭在审视过案件的证据后，直指裁判官裁断错误，又自称有权推翻。

终院重申，若原审裁判官没有犯下原则性错误，上诉庭不能单从另一个角度自行解读事实。以本案为例，终院认为原审裁判官已充份考虑各项证据，才得出双学三子已展现悔意的结论，过程中没有犯错，上诉庭不能以他们的不同理解，推翻裁判官认为三子有悔意的决定。

上诉庭亦错误理解黄之锋律师陈词

就黄之锋案发时未满21岁，上诉庭没有考虑《刑事诉讼程序条例》条例第109A条判刑，终院则明确指出上诉庭误解了黄之锋代表大状的陈词，错误地认为毋须考虑非监禁式判刑，违反了第109A条的规定。

案件编号：FACC8-10/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