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刺警案｜精英学子的错与罚：勿让教育变成一种摆设

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上月初（7月7日）通过“感激”七一刺警案疑凶梁健辉“为港牺牲”动议，引发轩然大波。事后学生会紧急撤回议案、公开道歉、集体辞职，但都于事无补——一方面，警方国安处已经正式拘捕并起诉四名主事学生“宣扬恐怖主义罪”，至今只有1人获准保释；另一方面，港大也已宣布不再承认学生会在校内地位，并向30名学生发出禁止进入校园及使用大学设施的命令，至日前（9月1日）才对当中18人解禁，又冀学生深刻反思自己言行、恪守道德责任。其他学生固然需要为错误行为付出代价，但负责“教育”他们的所有群体都不能独善其身。

事实上，七一刺警案及其后续，全都引发不少争议，亦迫使社会重新思考道德底线。例如，自2019年反修例风波以来，市民对暴力行为的容忍和接受程度有所提升，以至于当梁健辉疑因对政局不满而向警方施袭，人们竟然会在“同情”和“谴责”之间来回摇摆。不过，当港大学生会评议会通过名为“评议会对梁健辉先生逝世深表悲痛； 向他的家人和朋友表示同情和慰问； 感激他为香港作出的牺牲”议案之后，大多数人开始明白肯定任何施袭及自杀行为的话对社会影响深远，并有感这群香港最高学府子弟的道德观念出现重大偏差——只是，很多人当下似乎仍难收拾心情去认真讨论，而是带著痛心又愤懑、惋惜又震惊的情绪。

一般认为，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中思想最为前卫、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意识最强、保守观念最少的一群人，又拥有一定学识储备和政治理想，理应能够在不同的政治运动中不断学习，从而找到更好的方法推动社会进步。然而，从近年学生踊跃参与社会运动的实况来看，他们似乎发展出了另一种面向，会以自己相信的价值追求凌驾一切社会规则，对法治的观念越来越弱，对极端行为的支持越来越高。

问题是，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才能导致社会运动和学生行为出现偏差？如果家长、校方、政府及社会能够及时合理应对，是否可以扭转结果？

是“朋辈”的错？

“学生的价值观往往直接受同辈的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结识到一群优秀的、思想正向又积极的朋友，大家就会相互促进成为卓越的人。反之就容易走到错误的方向。”曾任世界教育研究学会会长的香港教育大学荣休教授郑燕祥点出其中一大因素。他认为，“同伴”在人的行为发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学生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学校里，他们通过一齐参加不同的活动，形成非常紧密的同伴关系，并在互相支持之中，影响自身发展方向。

正如古人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年轻人处在躁动不安的人生过渡期，想要探索新的世界、作出新的选择，难免冲动、容易从众，甚至迫切需要寻找群体归属，而当他们与问题行为较多的伙伴有著密切的交往，的确会直接增加自身问题行为出现的概率，甚至走向犯罪。

德国心理学家艾力逊（Erik Erikson）有研究理论指，大学阶段正是年轻人形成“自我认同”的重要时期，主要心理特征就是“自认与迷乱”(identity ＆ confusion)——会先通过了解自己的特点，找到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从而决定如何处理问题；然而，年轻人在与社会契合的过程中，通常会发现明显的落差，导致自我认知的崩溃，渐渐在反抗现实中迷失了自我，变得消极、失望、不满现状，并把“自我认同”的困难推诿于社会的不公不义，严重者可能出现偏激反叛的行为。正如反修例期间，不少年轻人总是高呼“是你（特区政府/特首林郑月娥）教我和平示威是没有用的”，以此合理化不断升级暴力、破坏法治的行动。

是“大学”的错？

大学原本也是年轻人通向自我作主和担起个体责任的必经阶段，得以在犯错中学习人生。可是，“同伴”往往会对彼此的行为失当视而不见，反而给了年轻人更大的试错空间，甚至造成行为错觉——大家是命运共同体，只能“齐上齐落”，而能在“大冒险”的刺激中找到倾诉“真心话”的好伙伴，又变相鼓励大家再次冒险，从而落入错误泥沼，难以自拔。

不过，即使“同伴”会互相影响，但年轻人的问题从来不是与生俱来，而教育张力的宽严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著学生的走向。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研究讲座教授张炳良早前接受《香港01》访问时提到，大学生的世界单纯得如同他们的青春，往往不加修饰、肆意张扬，而且善恶非常分明，但也正因为此，大学施教者的责任举足轻重，无论是“拉过来”还是“推过去”，分分钟都在形塑著学生的精神面貌和行为习惯。

可惜，在不少人眼中，大学教育的重点并不在于此，而是互相竞争资源和学生。“输赢只是相对标准，赢就是好吗，分数高就是最好的吗，教育点解只鼓励输赢，重视分数，用成绩判断学生的优劣？”香港大学前副校长兼荣休教授程介明向发出这样的诘问——这种竞争真的会促使学生更好地发展吗？会令学生的未来更加幸福吗？有理由相信，即使是在学时科科夺优、毕业后拥有高薪厚职的天之骄子，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从没有人深刻反思。

是“社会”的错？

不过，既然年轻人的问题不是与生俱来，当然也不能完全推搪成大学教育的问题。事实上，家庭的疏忽和社会的渲染，往往也会导致错误的发生。例如根据警方统计，截至今年4月，共有超过1万人在修例风波中被拘捕，当中40%是学生，而最小的只有11岁。

当这些孩子被过早的推入社会，他们的幼年的天真开始消解，但成人的姿态还未完整建立，就会无可避免地跟著社会鼓吹的方式生存。2008年上映的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伊甸湖》（Eden Lake）就呈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教育故事：一对成人情侣Steve和Jenny到伊甸湖度假，遭到一群胡作非为的青少年的不礼貌对待而引发冲突，最后惨被疯狂报复，其中Steve被凌虐致死，Jenny则在几经逃亡过后，被其中一个青少年及其父母杀害。在《伊甸湖》，那群年轻人所身处的社会环境本就充斥著暴力，而当他们遇到问题时所能想到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暴力；可是，他们的父母、师长、邻舍乃至整个社群，不但没有担起正确管教的责任，反而会以“他们只是群孩子啊”来合理化一切本不合理的行为。

心理学始祖弗洛伊德有言，孩子们都想过不道德的、不合理的事，并都有可能付诸于实践，因为他们缺乏善恶判断力。成年人懂得权衡利弊，不会一往无前地横冲直撞，但少年会。某种意义上来说，青少年就像一只只未经驯化的小兽，需要在家长、学校、社会多方成年人的帮助下成人——这也才是教育的作用，但如果当中的任何一环失责，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