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累了】清洁工人高风险低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袭港，如今已绵延长达一年。不堪其扰的港人与疫症展开了长期抗战，站在抗疫前线的，不仅有医生、学者、政府官员，更有成千上万的清洁工人。然而，一年以来，清洁工人高风险、低保障的工作现状并未得到有效改变，更接连有外判清洁工染疫，身陷困境。究其根源，则要归咎于外判制度的弊端与港府缺乏承担。

年逾六旬的莲姐（化名）每日清晨5时半从秀茂坪出发，在7时前赶到位于红磡的垃圾站报到，准备开工。她是食环署外判清洁工，负责打扫一条长约200米的马路、行人休憩区及两座天桥。入冬以来，莲姐主要清扫路上堆积的落叶，落叶往往扫过又落，莲姐要在一条不长的街道上推着垃圾车来来回回。

垃圾车上放着莲姐的清洁工具：一个垃圾桶、三把不同大小的扫帚、两大桶清水和一个小小的簸箕。看到不同的垃圾，莲姐会选用不同的工具：落叶用大扫帚、烟头或口罩用小扫帚。莲姐手脚利落，到中午11时左右，已经将负责的区域打扫得干干净净。将工作成果拍照发给主管后，莲姐把手推车推到一处天桥台阶下，将工具存放在逼仄的空间里，背起个人物品前往垃圾站午餐。垃圾站内，莲姐和工友们打招呼，聚在一张小桌边吃饭。有的工友买31元一份的盒饭作为午餐，莲姐则习惯自己准备一个𩠌，放在保温壶中，午餐只吃一半，剩下留作晚餐。

抗疫前线 防护不足

疫情以来，莲姐的工作一如往常，似乎除了每天需要更换口罩外，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问及会否担忧疫情为工作带来风险，莲姐笑道：“这时还有工开已经不错了。”她说疫情以来人工有所增加，不过，她要支撑自己的独居生活，同时还要接济内地年近九十的母亲，故此还是捉襟见肘。

莲姐生活态度相当积极，但清洁工人职工会组织干事梁芷茵对当下香港清洁工人所面临的风险与困境却不乐观。她指出，自２月清洁工人职工会联合乐施会等机构调查并发布《外判清洁工人在肺炎疫情下的工作处境问卷调查》后，特首林郑月娥决定每月派70万口罩予政府外判清洁工，令口罩问题有所缓解，现时每位外判清洁工每日至少能拿到三个口罩。但是，长时间在外工作、接触大量人群、需清理高风险物品如口罩、纸巾等，加之清洁工人不乏长者，属于易感染人群，其工作所承担的风险远非多两个口罩就能降低。清洁工人需要更全面的防护装备、更详尽的工作指引，以及更具体的援助。

细究莲姐的日常工作，不难发现清洁工人所面临的风险：需清扫被弃置的口罩、纸巾，眼睛可能被污水溅到，清理垃圾桶时要接触风险颇高的烟灰缸等，并且只能在垃圾站或室外用餐，工作时所穿制服必须穿回家清洗更换……这些都使得疫下清洁工人成为高危人群。实际上，疫情肆虐至今，已连续有外判清洁工人染疫。

梁芷茵指出，政府至今未曾考虑将新冠肺炎列为职业病，申请工伤赔偿需证明自己是在工作中感染。可是，“除非他们在染疫的大厦工作，其他情况下很难证明染疫与工作有关，雇主可能借此推诿。”梁芷茵解释道。目前，大部份染疫的清洁工人只能申请病假。由于病假有一定期限，而治疗新冠肺炎加上恢复期往往旷日持久，工人或因此被迫放无薪假。“对于他们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梁芷茵忧虑地说。

据她观察，疫情以来，外判商并无提供具体的工作指引与培训，告知前线员工如何处理风险较高的垃圾。“我们现在会开会咯！以往每个月开一次会，现在每个月开两三次，叫我们注意安全，多洗手、多消毒。”莲姐说，但具体到如何处理弃置口罩和纸巾、如何清洁垃圾桶上的烟灰缸等防疫知识，公司并无明确指引。“以前怎么做现在就怎么做咯。”莲姐所在的公司每日为员工提供三个口罩、每月提供一双橡胶手套和一双棉布手套，增加了消毒液的供应，并在垃圾站新添了一个消毒柜，在墙上贴满防疫宣传。

“工人需要护目镜和酒精消毒液，需要用餐的场所，需要储物间使他们可以更换工作服，避免穿脏衣服回家，需要明确详细的工作指引及培训。”梁芷茵说：“疫情下，我们比以往更需要清洁工人，需要不同种类的清洁服务。如果不能首先保障他们的安全，防疫工作就远谈不上完善。”

政府乏承担　制度是祸根

12月9日，食物环境卫生署发布公告《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呼吁外判承办商员工进行检测》，当中提供两种免费检测途径，即于邮政局与医管局指定门诊索取深喉唾液测试样本收集包，或于十个港铁站的自动派发机自助领取样本收集包。公告中亦声明，将为夜更外判前线员工提供用膳场所，并提醒外判承办商注意诸如为员工测量体温、提供酒精搓手液、要求员工保持社交距离、保持良好个人卫生及使用适当的防护装备等事项。记者就此联络多家外判公司有无严格执行食环署要求，然而，截稿前仍未获回复。

“政府不是不知道保障清洁工人的重要性，而是缺乏承担，将责任推给外判商。”梁芷茵批评道。她认为，政府至今都以雇主心态处理外判服务：把服务承包给外判商，一切都由外判商自己搞掂，政府只负责给钱，更多次表示外判服务“成效为先”，实则是重结果轻过程，“整条街打扫得干净漂亮就OK。”

梁芷茵所言反映出政府在监管外判承办商上的失职。以上述公告为例，食环署表示相关要求为“注意事项”，那又如何监督承办商有无严格遵循？若有承办商违反相关要求，会否有罚则？“当中的管理、规范要清楚地给外判商知道，政府亦需做好监管。在我们看来，这些一直以来都很缺乏。”梁芷茵说。

外判制度的弊端并非始于今日。过去，政府招标评分中，价格分与技术分的比例为七比三，导致外判商为获标不断压缩成本、苛待员工。到去年4月，价格分下调至三到五成，才略为缓解这一问题。由此可见，政府将清洁服务外判，虽然可以将聘请人手、安排工作、监督检查等一系列行政程序承包给一家公司，以提升行政效率，但由此衍生的劳工剥削、监督不足、社会不公、同工不同酬等连串问题，却需由社会整体埋单，如今更要全港共同承受清洁工防护不足所带来的抗疫风险，实在是本末倒置。

现在，政府实在亟需反思如何改革外判制度，保障外判员工权益；而在疫情持续、港人疲惫不堪的当下，全面对症下药、保障清洁工人，则是夯实抗疫防线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