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累了】变好还是变坏？ 教育界争议不断的一年
2020年对香港人来说无疑是变化很大的一年，教育界是其中一个面对巨大转变的界别。疫情迫使学校经历长时间的停课，随后被迫接受与疫症共存的现实，改变授课模式，令人一时之间无所适从。
更震撼的冲击由反修例风波延烧而来，随着中央明确要求特区正视教育领域的问题，香港教育官员高调谈“大是大非”，行动上也不敢含糊，先是因有题目涉嫌美化日本侵华而破天荒取消文凭试历史科试题，继而对两名被指专业失德的教师“钉牌”，到了年底更向多年来处于风头浪尖的通识科开刀，推动课程改革。
高压的政治气氛让许多人喘不过气来。教育无疑成为中央对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正本清源的重要领域，疲累过后，如何适应这个新常态，是万千为人师者无法回避的考卷。
教育界过去一年争议之激烈，从教协与教联会这两个政见各异的教师组织之间你来我往的交锋可见一斑，双方就何谓教师专业各执一词，教联会会长黄均瑜与教育界前立法会议员兼教协副会长叶建源更一度在报章隔空笔战，就谁在教育界“制造恐慌与白色恐怖”反唇相讥。
教协另一副会长田方泽用“动荡、不安”来形容过去一年。他认为，由年初停课到年尾通识科大改，一连串事件令大家疲于奔命。而很多改动往往缺乏专业判断、欠缺深思熟虑，甚至跳过所有程序。他声言，这种动荡局面令人才对教育界心灰意冷，不少同工考虑转行，新入也不敢入行。
教联会副主席穆家骏则形容这一年充满“变”字，当中有好有坏。变好的是针对教师的惩处会提升社会对教师专业的认可，亦能将正确的知识和价值传授给下一代；而改动中带来不少新的想法，并且让人明白课程、教学内容，以及政府支援上不足的地方。另一边厢，教师必须处理更多情绪问题，包括来自学生及自身的情绪。这令教师要承受更多压力。
“停课不停学”揭政府不足
田方泽与穆家骏同为中学教师， 2020年在教学路上有着相似经历。年初，受疫情影响，特区政府“临急抱佛脚”，推出“停课不停学”，结果暴露政府一直以来从未好好发展“网上学习”的问题，既没有相应配套支援教师，也没有考虑贫富悬殊形成的知识鸿沟问题。
穆家骏认为特区政府空有口号，但如何“停课不停学”、如何实现网上学习，以至各校如何落实政策，都看不到政府有实际的支援，亦缺乏应有的配套和指引，就算有指引，也不清晰。停课也好，复课也好，官方都只是下一道命令，让学校自行决定后续事宜，当中并没有细致思考会出现的问题。穆家骏表示，这些配套和支援根本不应等到停课才准备，而是要未雨绸缪、与时并进，提供更多平台和教学资讯，帮助学生学习。
“很多学校会自行找资源，或者找校友捐赠数据卡。”在缺乏政府的支援下，田方泽表示只能靠民间张罗，而直播教学也是学校之间互相仿傚、师生之间互相摸索出来的方法。起初不少教师对资讯科技的掌握并不足够，学生家中的环境也未必能够应付网上学习，很多时候都是师生自己处理。不过，田方泽认为这不完全是政府的责任，毕竟今年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挑战。
破天荒取消试题惹非议
教与育，一边是知识的灌输，另一边是价值观与品德塑造。在“教”方面，疫情虽然迫使老师们在教学方式上谋求改变，但只要资源上能够配合，其实不难找到解决方法。
然而，在“育”的层面，问题就复杂得多。近年香港社会运动频仍，谁该为年轻人思想激进化负上责任，成为争议不休的话题，肩负“育人”重担的教师更是腹背受敌。田方泽与穆家骏均任教在社会风波中屡成箭靶的通识科。过去一年，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无疑有更多机会去思考这个学科，乃至教育本身的意义。
5月底，文凭试历史科一条涉及中日关系的试题因惹起争议而被取消。对于试题本身潜在的其中一个答案选项—“日本侵华利多于弊”，恐怕没有多少人视为正当，但由于试题“目标”是测试考生的“批判思维”，加上考评局没有依循既定检讨程序，局方贸然取消试题的做法，引起非议。田方泽直言，这是一件比较严重的政治干预事件，他认为最震撼的地方有二点：第一，历史是可以讨论的，近十几二十年都有“翻案风”存在，对于一些过去已有的历史定案、人物都可以重新评价；其次，考完试才取消试题是罔顾考生的利益，有考生在这条题目上作答了六页纸，但最后将考生最擅长、最用心答的题目取消，这个决定令整个考评制度的公平性一夕间崩坏。
穆家骏认同这次事件对考生不公平，但他直言，归根究柢是出卷制度上出现问题，并质问：为何未能在考试前阻截这些有问题的试卷，最终令考生受到影响？在出卷保密机制下，穆家骏建议当局需要有一个审核机制，确保试题妥善无误。他又强调，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评论利与弊、可以做价值判断。如果想考核学生对该段历史的认识，可以采用其他题型，例如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就是一个客观评述。
政治与教育真有矛盾？
这场历史科试题争议，恍如政府针对通识科大动手术的前奏。通识科的失当多年来屡被归咎为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主因，政府在今年大刀阔斧改革，包括改名、重整及删减一半课程内容、修改评分准则、提供往内地考察机会等。田方泽将这次改革称之为“杀科”。他认为通识科的原意就是期望学生在掌握不同观点后，能得出自己的结论。当初之所以设立通识科，也是将之视为一个契机，让学生关心社会、面向世界。他认同《宪法》、《基本法》、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但同时认为新科目如果只加入片面的观点，例如人大有权力释法，而对当中的争议、反对观点只字不提的话，就会变成政治灌输，违背通识教育的原意。
田方泽担心，删减一半课时及将评级模式转为“及格”和“不及格”，可能会减少学生对通识科的重视程度，和当初推动通识教育的理念背道而驰。
穆家骏不同意删减课程是“矮化”通识科，认为若是“矮化”的话，就不会把《宪法》、《基本法》、国家安全等这么重要的课程放入其中。他强调，通识科之所改革，并不是因为教导了学生错误的观念，而是要追本溯源，回到设立通识科的初衷，平衡每个单元应有的内容。
上文刊登于第246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2月28日）《教育界争议不断 动荡过后走向何方》。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