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基金】解破散工、自雇者缺保障困局 改革要从三方入手

撰文: 易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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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出于任何动机,政府、企业和非标准就业者应趁机商议对各方有利的劳工和社会保障规范,分担社会风险,共同承担责任。香港最起码要在三个范畴作出改革,一是定义,二是保障,三是供款方法。

承接上文︰【抗疫基金】疫情揭示保障漏洞 就业安全网宜涵盖散工

疫情来袭,即使早为非标准工作者制定社会保障的国家,也未必能及早妥善提供补助。英国和美国就是例子。美国在疫情冲击下推出2万亿美元的经济保障法案(CARES Act),其中一项是透过疫情失业援助计划(Pandemic Unemployment Assistance),扩大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对象,包括自雇、散工和自由工作者。他们可与一般雇员领取应得的失业救济金,此外,每周更可获600美元额外补助,为期四个月。

英国财相苏纳克(Rishi Sunak)在3月20日宣布津贴雇主支薪八成方案后,同样被批忽视占当地劳动人口15%、约500万名自雇者。不过,他后来再推出针对失业自雇者的支援方案,受自雇者组织欢迎,他们唯一不满的是,新的补助要到6月中才开始发放。

英国财相苏纳克(右)在3月20日宣布津贴雇主支薪八成方案。(路透社)

特首林郑月娥在介绍第二轮抗疫基金时,解释补贴雇主向雇员支薪的做法,参考自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英国则参考挪威和丹麦,这两个北欧国家可谓推出补助措施的先驱。

北欧的例子值得注意,这些国家的“弹性安全”(flexicurity)劳工制度赋予雇主较大的任免劳工权力,辅以高税率及完善的社会保障网(例如丹麦人失业可领取相当于昔日薪水九成的失业保障),确保失业者生计及加快再就业,但两地政府在疫情下仍然增加现金补助,并延伸至非标准就业者,可见官员积极应对就业危机。

挪威政府在3月16日已推出自雇者和自由工作者支援措施,当事人若连续17日或以上失去收入,则合资格申领过往三年平均收入的八成,上限为60万挪威克朗,政府预计在5月初发放补助。另外,自由工作者可以申请恒常失业保障。丹麦政府向收入下降至少三成者提供资助,补助为期三个月,金额为最近一个财政年度收入损失的75%,上限为2.3万丹麦克朗。自雇者若要获得资助,开设的企业过往每月营业额至少要有1.5万克朗,并须持股至少25%。自由工作者的补助比例和上限相同,但规定在2019年有至少18万克朗收入,而2020年收入不多于80万克朗。

近年自雇模式多样化,政府的社福制度仍停留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未能追上就业新形势。(资料图片/罗君豪摄)

非标准就业者纳入政府的收入补助措施当中,意义深远,将会重塑雇员、政府和企业的社会关系。政府不再漠视他们的声音,同时间,业者既然期望政府支援,也就有责任付出更多,接受政府更多规管。

苏纳克在介绍英国补助方案时提醒,自雇者的税收较少,缴付给国民保险的金额亦跟雇员不同,英国政府会研究把两者等量齐观会否更公平。此话值得港人深思,不论在英国还是香港,并非每位从事散工、临时工、自雇者都会自律报税。有些业者蓄意瞒税,有些则愿意尽公民责任,但碍于工作零碎、有多个收入来源、缺乏证明文件,未能一一填报。英国的简化税务办公室(Office of Tax Simplification)在2019年10月底批评该国税收系统不利自雇者报税,政府有机会少收税项。当然,也有些是假自雇,即雇主刻意钻劳工法例空子。

重新定义 改革税务及供款机制

无论出于任何动机,政府、企业和非标准就业者应趁机商议对各方有利的劳工和社会保障规范,分担社会风险,共同承担责任。香港最起码要在三个范畴作出改革,一是定义,二是保障,三是供款方法。

就第一、二项范畴来说,有些地方在界定非标准就业者时,定位较接近一般意义上的雇员。欧盟采用单一定义,欧洲议会于2019年4月通过法案,成员国须保障临时或短期工作者均享有最低劳工权利,只要每周平均工时逾三小时或每四周平均工时逾12小时即应纳入,减少厘订按需工作、平台工作、学徒、实习时出现的分歧。该法还订明雇佣关系除了雇用契约,也涵盖特定时间下,受劳务需求者指挥,提供劳务并获得报偿之行为。欧盟成员国要在三年内实行本地立法。

在美国,非固定工作的定义由各州决定。以加州为例,2019年9月议会通过法案,诸如Uber和Lyft的网约平台,工作者拥有雇员身份,平台必须提供跟一般雇员同样的权益,例如有薪假期和最低工资,亦要支付失业保险。这招致平台企业大力反对,威胁会提高收费,直斥议会摧毁行业。

新加坡则倾向度身订造条款规范自雇者。政府沿用自雇者(self-employed persons)的类别,界定该国21.08万人为自雇人士,并在2018年发表劳资政三方就自雇者提供劳务的建议报告,并采纳当中意见。由今年起,政府聘用自雇者时,部份薪金会自动转账至Medisave医疗储蓄户口,他们也可以向保险公司NTUC Income购买保险,以及向Gigacover购买伤病入息保险,满足自雇者的医疗需要。

改革定义是第一步,改革税务和供款机制是第二步。正如前段提及,方便呈报和计算收支,既有助非标准就业者确立身份,亦有助他们遵守税规,减少有意无意的避税瞒税。有见及此,欧盟去年发表另一份针对劳工市场数码转型影响的报告,倡议建立欧盟区内一站式系统处理自雇者工作和课税记录。

灵活供款社会保险 参考旅游保险

既然不少业者在互联网平台找工作和接生意,不如善用平台,企业可以与政府自动分享业者的收入数据,甚至好像部份国家的赋税安排般,雇主在支薪时预先扣除,减省雇主或业者自行计算的时间和工序。

建立跨国单一平台需时,若要先设计国内系统,美国大型线上销售手工艺品平台Etsy提供一个好主意。早于2016年,Etsy已倡议加强自雇者保障,在Etsy寄卖自家手作,或在网上平台获聘担任短期家务助理,也可以在网上选择符合工种的保障,例如工伤、子女暂托保费等,在发放收入前预扣供款,或者预先支付。整个程序类似在网上选择旅游保险般,保障范围悉随尊便,但亦受政府和保险业界规管。

当然,欧美和香港的情况大相迳庭,香港的社会保障依赖税收,退休保障依赖个人供款的强积金,而自雇者亦非全部有强积金户口。把欧洲模式生硬套用在香港必然水土不服。不过,疫情带来讨论契机,香港政府最起码可以设立网上系统,方便自雇者开户和上载工作记录,作为日后赋税或救助措施作凭证。系统长远可连接传统企业和网上平台企业,方便接洽工作和支薪备存记录,进一步减少人手处理。

香港音乐人工会指,政府在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中,给予自雇人士的7,500元的资助是“杯水车薪”。(资料图片/黄舒慧摄)

重订工作自由与保障界线 不容再拖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本地劳工政策汲取了一大教训,社会认同应加强散工、自雇者保障,但批评用强积金做凭证不全面,那么,业者、政府和企业(尤指平台企业和外判工作为主的企业)好应该重塑三者关系。政府需要检讨各项非标准就业类别的定义,订立工作和失业保障。拜先进科技所赐,记录和呈报工作可望更方便,日后若再遇上经济逆境,政府派发救助时,可望更为精准快捷。既然业者促政府保障,他们亦应接受散工、自雇者不能像现在这么“弹性”、“自由”,中介平台亦难强调“中立”角色,须接受更多规管,包括如实向政府呈交工作记录,亦要支付强积金等。

疫情可怕,但疫症冲击下暴露的经济结构与社会保障问题,影响更深远,疫情过后,就应把冲击转化为改革劳工政策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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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12期《香港01》周报(2020年5月4日)《疫情揭示保障漏洞 就业安全网宜涵盖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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