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经济．四】制定合理劳动保障 资方、政府不应再找借口
互联网平台宣称，其员工更在意工作灵活度和自由安排时间，一旦变成雇佣制度，零工经济所带来的灵活性就不存在，而在香港则要留意到全职车手和兼职车手的比例，和稳定收入、福利保障相比，灵活工作时间对手停口停的全职外卖员排序会排第几？
承接上文︰【零工经济．三】互联网扭转雇佣关系 惟政府政策依然滞后
外卖平台本来期待的是，中产阶级有空出来做兼职“探索城市”、“随时随地赚取外快”、“游车河”，现在看来只是一种想像。事实上，从事该行业的大多数是普通基层，他们在服务业觅不到合适薪水的工作，因而选择了这份收入相对较高的工作。但根据其他地区（如内地）不同互联网平台的经验，当一间公司在市场占领了足够的份额击败其他同类公司，通过提供相对高的报酬吸引足够的车手时，其能与“自雇”车手分利、持续保持高报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已经“转行”的车手只能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地继续从事这份工作。
合理的收入及社会保障，是劳动者关心的事项，目前形势下，外卖平台员工如何向资方获得合理的保障和收入？学者林乔伊提议：“工人当下需要做的就是连结起来，逐渐建立自己的bargaining power”，而连接的可能性如何？
何鸿兴说，在罢工期间许多工友表示想成立工会，但成立工会的手续首先要集齐七个有表决权的会员，订立职工会的会章，再将连同七名会员签署的会章交予职工会登记局才能成立工会，过程过于繁琐，“大家就打退堂鼓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个行业流动率高，工友并不是固定为一家公司工作：“今日可能是Deliveroo，明天可能Deliveroo给不了‘更’，很多时候工友真的同时开几部电话（等接单）。”
或许，莎拉书中提出互联网时代工人连结的可能性，值得香港外卖员参考。莎拉认为，为平台工作的工人缺乏组织工会的条件：“工人们需要集中在同一个地点工作，比如工厂、矿井、铁路轨道，这样才便于他们彼此沟通”，加上工人的“非正式员工”身份，无法在美国联邦集体谈判法之内解决问题，她提出在集体谈判法之外，让平台员工以合同工的身份组织起来。莎拉提及的几个案例中，都是通过Facebook等社交媒体造就了一场又一场的工人运动。
平台经济起自互联网，工人或许可借互联网社交媒体进行连结。根据记者观察，每位外卖员均加入了所在公司外卖员自己成立的或大或小的WhatsApp群组，莎拉所描述的Uber司机通过Facebook 页面组织罢工起来的画面或许在香港会是以WhatsApp群组的形式发生，Facebook目前已有送货员交流群组，送餐员在此交流各个平台的待遇以及系统问题。
工人的连结自是一个可能性，虽然2017年底英国中央仲裁委员会（Central Arbitration Committee）判定Deliveroo车手为自雇人士，但在仲裁之后Deliveroo也松口表示愿意提供工伤赔偿和有薪病假，而在2018年初的罢工后，香港Deliveroo和工人之间达成关于工时问题的妥协。
两家互联网外卖公司给员工购买个人意外保险保障，都是在意外发生、员工抗议后才推出，可见工人的团结以及行动对获取应得权益都颇为有力。
政府修正劳工法例，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步。在香港，劳工没有集体谈判权，劳工若想改变政策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从2017年Honestbee平台发生真假自雇纠纷到现在，政府却不断将界定互联网平台“调度员”是否雇主，界定“真假自雇”的责任推给劳动者，而走司法程序极高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让手停口停的劳动者望而却步，一直无法在司法上走出一个先例，雇佣关系的界定一直悬置，资方也得以继续推卸本应承担的保障员工劳动福利责任。
综观各国政策调整，无论是如加州般将员工身份清楚界定为雇员，还是如欧盟议会一般统一的最基本权利保障，都值得参考。愈来愈多工作机会流入零工经济，除了二元的雇员/自雇之外，政府可以以更灵活的方式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工作安排。最关键的地方是，政府不要再扮视而不见，或者只是在劳工处网页呼吁劳动者认清自己的合同是否自雇，推卸责任给劳动者。政府应早日决心行动，提供安全网为劳动者基本保障，不再放任互联网经济下的剥削任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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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二】外卖车手工作性质灵活自由？ 实则诸多隐形限制
上文节录自第18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14日）《零工经济兴起 权益保障欠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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