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经济．一】权益保障欠奉　自雇外卖车手如“自生自灭”

现代人在智能手机上划划Apps便可有求必应，足不出户，一日三餐都有人外卖上门。在外卖订单完成后的几十分钟内，后台程式开始运转，外卖平台将订单分派给就近的外卖员，都市人的便利生活由平台与外卖员互动完成，一个个具体的外卖员构成庞大外卖平台的毛细血管。而面对下雨天迟到十分钟将外卖送达的疲惫外卖员，你准备给其打“劣评”时是否想过：面前的劳动者是外卖平台界定的“自雇人士”，没有享有劳动保障，在下雨天冒着被罚钱、滑倒后责任自负的危险，冲刺到你家门口，而顾客的评分或可能影响外卖员排名，进而影响其在下一轮的“抢更”中所获工作时长。

像上述外卖服务等需求，依托互联网而生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在香港虽然姗姗来迟，但在其他国家频发的劳动权益问题，香港也一样存在，由于政府对新经济形态研究、立法或修例迟滞，目前香港的互联网平台外卖人员的劳动权益并没有受到应有的保障。

夜晚十点半，湾仔爱群道清真寺旁，刚刚放工的外卖员三三两两在昏黄的路灯下踢毽子，电单车则安静地泊在巷道里。十点半可能正是普通上班族准备休息的时间，他们的休闲时刻才刚刚开始。

“你以为我们会饮酒放松，不是的”，Mohammad指着年轻人说：“做这一行实在太多stress了，所以，每天收工，这班后生仔就在这里踢毽子，昨天还踢到两点钟。”

Mohammad原籍巴基斯坦，已在香港居住四十六年，说一口流利生动的广东话。曾经从事波斯地毡生意的他现在兼职做Deliveroo的车手，他是见证着外卖平台在香港扎根的最早一批员工。

Mohammad人生经验丰富，在年轻的外卖员中间俨然“教父”：“做这行没事就没事，各个都说自己开车很犀利，遇到事情的时候你看看他怎么想”，Mohammad指着站在一旁的Benny，示意他转头展示伤口。Benny年初送外卖时遭遇车祸，耳旁有蜿蜒显眼的缝针痕迹：“108针呢。”

Benny和Mohammad都算是Deliveroo的老员工，但在香港还有其他几间备受欢迎的外卖平台，据职工盟餐饮、饮品制造及酒店业组织干事何鸿兴介绍，目前香港的主要外卖平台有Deliveroo、Foodpanda和UberEats，车手普遍青睐前两间平台。平台以其较高的时薪、简便签约手续吸纳了大量全职从业人员，据Foodpanda和Deliveroo公关部提供的信息，目前公司活跃车手数量为2,000名左右。

Deliveroo、Foodpanda、UberEats、顺丰等外卖平台都是“零工经济”的具体例子，零工经济是指工作者通过互联网平台快速匹配服务予有需求者，经平台调配，工作者按需工作的新型经济模式，服务提供者以“独立承包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也即“自雇人士”身份与平台签约。一个外卖员只为一家餐厅配送的景象已不再常见。

“自雇人士”的权益未受到劳工法例保障，但在互联网外卖平台的雇佣议题上，不仅仅是自雇人士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如此简单，与互联网外卖平台自愿签订“自雇”合约从事零工经济的人员，按照工作事实是否属于“自雇”本身也存疑，平台外卖员的“真假”自雇问题更未得法例厘定，其遭遇交通意外所受工伤尚并未有统一标准补偿。

消费者热情拥抱“互联网+”带来的便利新生活，资本涌入呼唤“无老板、更自由”口号的互联网平台，各大互联网平台轮流坐庄最终决出胜负后，零工（Gig Worker）剩下的是更不合理的剥削。一部份人享受便利，另一部份提供便利的劳动者合理权益被漠视，互联网带来的如此现实不可能是社会的理想图景。

网络平台广为流传外卖员月入两三万元的励志文章， Deliveroo公关部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公司所有外卖员平均时薪为100元左右；而Foodpanda称车手平均时薪为130至180元。

同样来自巴基斯坦的K，正是因为平台外卖员收入比其他服务行业高而加入，在做外卖员之前，他是东涌一家机构的保安员，月薪一万元左右。

听朋友说做外卖收入颇丰，K从巴基斯坦探望家人回来后，便向公司辞职，进入外卖行业。他先在油麻地做UberEats全职车手六个月，每天做12小时，后来更搬家到元朗，注册了Foodpanda的帐号，在元朗区上班。他当晚很幸运，接连接到的订单都在商场附近：“几分钟就送完了，一单65元呢，下一单去喜茶，我知道在哪。”

K展示他接下来几天的“排更表”，他在Foodpanda的排名上还属新手级别，每天只抢到八小时的更，这在外卖行业算少。

外卖员收入丰厚？既不稳定又没安全网

粗略计算一下K的收入，Foodpanda在元朗区的服务费为一单65元，每小时大约可以完成两单，假如每天都能排上8小时班，一周工作7天，可以有约31,200元收入，如果一周只工作5天，也有约22,880元的收入。“资深员工”Benny一个月稳定收入是三万元。相比起政府统计处公布的今年第2季住宿及膳食服务行业收入平均数16,760元，中餐厅服务员76.4港元的时薪，平台外卖员收入确不俗。

但何鸿兴对外卖员“高收入”的现状并不乐观，他认为最大的风险是收入不稳定。从前Foodpanda还未受行业竞争的影响时实行雇佣制度，车手都是员工，保证时薪，再按每单计价。行业生态如风车般不停变动，现在，Deliveroo是按距离计算服务费，几个繁忙时间有时薪保障，Foodpanda现在则是全部按单计价，这就意味着外卖员可以获得的时薪比以往更高，但如果不走运，这个小时内接不到单的话便零收入。

外卖员要月入两三万，拿到较高的工资，依赖着许多不可控制的因素：抢到足够的工时、所接获的单距离适中、在上班时间有人点外卖并且电脑给该车手派单、身体一直健康且在排班时间都能上班。

开一天工，才有一天的收入，“自雇人士”没有带薪假期，电单车保养费、油钱、罚款都要自己掏腰包。

此外，平台对服务费、津贴福利有单向控制权，外卖员对“薪金”（收入）并没有议价能力，无法预知自己收入何时会缩水。很早就开始从事外卖的Mohammad对福利的变化感触更深，公司刚进入香港的时候还会有油费津贴，报销罚单，每个月请车手吃一餐饭，“印巴裔的就在清真寺的餐厅吃”，现在，油费津贴早已取消，服务费也不断在调整。

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学者林乔伊认为，随着外卖员愈来愈依赖这份工作作为生活基本收入来源，公司制度的调整则会深刻地影响外卖员：“在调整外卖车手的工作时间及工作报酬等方面，平台公司拥有绝对的决定权，通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出不同的公司政策，外卖车手往往只能够被动地接受相关政策，正正是‘have no stake in’整个公司的运作。虽然大部份外卖车手似乎比较满意现时的工作和收入，但是，参考其他平台经济的例子（如Uber），我们就知道如果政府或者工人/工会都无法对平台构成监管或者约束，那么未来，无理或者损害工人利益的公司条款恐怕陆续有来。”

在传统的雇佣关系中，调整薪金、辞退员工都有一定的通知期，而这在互联网外卖平台与员工的关系中则不太适用。2018年1月发生的Deliveroo外卖员罢工事件，正是工人对公司随意更改制度的抗议。

Deliveroo称公司在2018年10月开始为全球外卖员提供“个人意外保险保障”，包含意外医疗费用赔偿和住院赔偿等，Foodpanda亦称给外卖员提供免费的个人意外保险。但具体手续如何，还需要进一步了解。

Benny悻悻地说，自己可能就是公司购买意外保险后的“first case”，才会如此倒霉地连申请程序如何走、赔偿计算方法都不清楚，他还在寻求报销医药费的路上摸索。今年2月，他驾驶电单车时，一辆私家车突然改道，Benny来不及煞车，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幸好Mohammad及时赶到帮他，叫了救护车送去医院急救。

Benny按照公司发来的邮件连结填写申报单，提交了警察的证明和病假纸，但从4月开始申请，直到现在公司一直未有回复。如果是在一般的雇佣关系中，雇员若在受雇期间因工遭遇意外，以致受伤或死亡，雇主须负起《雇员补偿条例》下的补偿责任，除了要发还垫付的医疗费之外，雇主还会支付工伤病假钱（雇员遭遇意外时的每月收入与暂时丧失工作能力期间每月收入差额的五分之四）。

在遇到意外的时候，外卖员并没有良好抵御风险的能力。外卖员主动要求工作更长时间，以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可勉强算是他们给自己提供的薄弱安全网。

上文节录自第18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14日）《零工经济兴起 权益保障欠奉》。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