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失业潮或再重临 政府有何应对措施？
受反修例风波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俗称武汉肺炎）疫症的双重打击，香港失业率显著上升，特别是与旅游相关的行业。然而，无论是特区政府的300亿元“防疫抗疫基金”，还是新一份《财政预算案》，都没有推出应对失业潮的政策，甚至连临时工等短期措施都欠奉。回顾失业保障制度的历史，如今跑输邻近地区的香港，其实早于2000年就研究设立强制性失业保险制度。为什么当时被否决？如果今天社会条件改变了，香港是否应该尽快重新讨论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障制度？
撰文︰杨皓铖
受反修例风波及新冠肺炎疫症的双重打击，香港失业率显著上升，特别是与旅游相关的行业。然而，无论是特区政府的300亿元“防疫抗疫基金”，还是新一份《财政预算案》，都没有推出应对失业潮的政策，甚至连临时工等短期措施都欠奉。回顾失业保障制度的历史，如今跑输邻近地区的香港，其实早于2000年就研究设立强制性失业保险制度。为什么当时被否决？如果今天社会条件改变了，香港是否应该尽快重新讨论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障制度？
按政府统计处数据，香港的最新失业率（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上升0.1个百分点至3.4%是超过三年半的高位，当中与消费及旅游相关的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的失业情况更达到5.2%。统计数据通常都有滞后问题，当下的失业问题只会更严重。
面对失业率攀升，疫症持续，政府失业援助制度的不足显露无遗。例如在1月14日公布的“十大民生政策”，政府透过关爱基金向失业及开工不足人士提供最长三个月的现金津贴，但只限于曾经领取在职家庭津贴（职津）人士，后来这项措施被并入300亿元“防疫抗疫基金”，而且不需要证明自己失业及开工不足，都可以获现金津贴，津贴预计可以提早在7月发放，只是津贴额由三个月减少至两个月。唯一不变的是，发放这些津贴的申请资格—职津—的变相资产审查。
在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中，政府提出每年增拨3,000万元，增加“中高龄就业计划”、“展翅青见计划”和“就业展才能计划”的雇主津贴金额上限。这些都是直接资助雇主的措施，希望提升中高龄、低学历、残疾人士在劳动市场的相对议价能力，让他们不至于成为经济下行的最先牺牲品，但并不能完全惠及愈来愈多的失业人士。预算案中只有向“特别．爱增值”计划增加报读名额（约一万个）和最高津贴额（由4,000元增加至5,800元）一项算是直接支援劳工。虽然“特别．爱增值”计划针对2019年6月1日或之后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包括被雇主要求放无薪假），但学员需要在每项课程出席率达80%，并在课程完结后才可以获取津贴，换句话说起码要一个多月才可以取得全额津贴。
纵观各项措施，香港政府应对失业的施政逻辑在于希望透过救雇主去救雇员，并倾向以职业培训来取代直接援助。而且，职津—即某个入息和资产限额—以上的人，政府并没有相应的措施，正正这一点和健全的、保障所有阶层的失业保障有根本差别。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这样解释：
若大家认真想成立失业援助金，必须一同讨论失业援助金与遣散费及长期服务金的关系，以及相关的供款问题，世界上没有一种失业援助金是既不需要供款亦不需要入息/资产审查的。不过，至今仍没有人愿意认真讨论上述问题……但事实上，如果设立一个全新的失业援助金以涵盖所有失业人士，将会涉及大量行政程序，例如申请人需提交他们的基本身份及住址证明、曾就业与失业的证明文件等。此外，更要建立新的电脑系统、招聘人员处理和审批申请、建立津贴的发放机制等等，估计整个工序完成都已是2021年，才能开始发放金额。罗致光，同心抗疫共渡难关，2020年2月23日
或者单就应急而言，政府的讲法不无道理，然而上文已指出政府应急方案也有覆盖率不足的问题。另一个根本问题是，到底是否低收入人士才需要，或值得有失业保障？譬如，香港仅有综援提供失业保障，而2019年底，只有12,570宗成功申请个案，只占同期超过12万失业人口约一成，主要原因应该是综援本身的入息和资产限额筛走了不少失业人士。香港政府有的只是低收入人士失业保障，并没有全民失业保障，这个政策背后反映政府并不愿意照顾一些“相对富裕”的人的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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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于第205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16日）《是时候改变失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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