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预算．深度】等一个“派钱神器”——“及时雨”延迟的死结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周三（2月26日）发表《财政预算案》，并在多方倡议的“一万thx ”中“从善如流”，向全民派发现金。不过，这场耗资710亿元向每位永久性居民派发一万元的“及时雨”，却“派”出不少“震惊”港人的地方——750万名香港人当中竟有700万个成年人口，但该数据和政府其他统计存在极大出入；说好要“派钱”共渡时艰，但市民先得勒紧裤头挨到年底才能“横财就手”。财爷的“人工降雨”能够延时，但困苦的民生能等吗？人人期盼“攞钱”的同时，千万不要被这快感冲昏头脑，当务之急还需思考怎样打破官僚僵化、统合数据、建立快而准的“派钱神器”。
原意为“纾解民困”和“刺激消费”的“现金派发计划”，着实“派”出了重重问题。既然要“纾解民困”，就要快，又要准。先说“快”，陈茂波表示，待《财政预算案》获立法会通过后，最快要到7月才接受申请，而政府消息指市民有望于11月“袋钱落袋”。为何这阵“及时雨”要拖到变“延时雨”？陈茂波说，由于有多达700万名18岁或以上永久居民受惠，当局需要开会研究具体细节，包括保护个人资料、让银行修改电脑系统以对接政府系统等等，所以无法提早派钱。这解释竟然出自“施政效率全球第一”的特区政府之口，实在令不少人震惊不已——首先，只有750万名香港人的香港，竟然有700万个成年人？其次，2011年和2018年分别用了8个月和14个月来“龟速派钱”后，当局竟然没有吸取任何要打破官僚、统合数据的教训？
人多手脚慢——750万个香港人中有700万个成年人？
翻查2011年“全民派钱”的资料，当时近707万名香港人当中，有610万个成年人口，即有约15%是未成年人群；然而，到了2020年，陈茂波却估算，在750万名香港人当中，有多达700万个成年人，即香港目前只剩下7%的未成年人群。如果这个数据属实，即是过去十年香港出生率出现“断崖式”暴跌，而未来人口老化负担恐怕是不可思议的沉重。不过，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网站中的引述政府统计处的“儿童数据及资料”显示，在2011年，707万名香港人当中，的确有15%属未成年人群，而到了2017年，近740万名香港人当中，仍然有14%的未成年人群——换言之，在过去三年内，有一半的未成年人，长大成人？
《香港01》就此先后向多个政府部门查询数据来源。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说，凡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持有人事登记处根据《人事登记规例》发出的《豁免登记证明书》的人士，均符合“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资格；为财政司司长提供数据的入境事务处则指，有关“700万”的推算方法与政府统计处的统计方式不尽相同，又强调数据经处方严密推算所得，但暂时未能提供算法文件。也就是说，同一个政府，有不同的统计、估算和分析，而且资料互不相通——那么，市民应该相信哪一个呢？
合资格成疑——70万“海外移民”有份但30万“新移民”无份！
至于“纾解民困”的“准”，陈茂波在是次“派钱”计划当中，把“非常住香港”的“永久性居民”计算在内，但把约30万名“常住香港”的“非永久性居民”排除在外——按常理推断，后者应该比前者更有获得援助的需要，而且一定更能“刺激本地消费”。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推论，在政府估算的700万名可以领取现金援助的香港人当中，有至少70万是“非常住香港”的“永久性居民”。他解释，早在2011年“派钱”给610万名香港人时，他和一众学者已推算当中有约一成即60万人是“非常住香港”的“永久性居民”，“相信现在的移民人数不会比当年少”。
问题是，当“非常住香港”的海外移民，也能享有一万元现金资助，以“刺激本地消费”的时候，不少“常住香港”、每天努力打拼的新移民，却没有被考虑在“符合资格人士”当中。这很难不令人怀疑，究竟遥远的海外移民，可以怎样“刺激本地消费”？陈茂波今早（2月27日）出席电台联访时，有新移民听众批评他的派钱安排涉及歧视，而他就此解释指，当局不是不愿意设限，但有关人数众多而程序繁复，或会拖延政府进度、延长现金到户的时间。
“政府这解释真的说不通！除了懒，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理由。2011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反映你过意见，政府也说要检讨，但不知道检讨到哪里去了。你为什么不能更有效地帮助更有需要的人？”叶兆辉慨叹，当下的特区政府，既失去了同理心，也没有了自我反省的能力，更别说要善用科技和数据，提升行政效率、做到精准扶贫。
点解慢成咁——既无中央系统，也无分配公平！
事实上，特区政府之所以采取“全民统一等额派钱”而非像2018年般只派给较低收入人士，的确源于资格审查需时而行政费用高昂——这不禁令人乍舌，我们是“最先进”的经济体，我们有“最高效”的公务员，但我们为什么没有“最精准”的“派钱系统”、不能用以最适切的方式来帮助最有需要的一群，反而为了省却麻烦而大撒金钱“雨露均沾”？再者，经过2011年和2018年的“龟速”派钱笑话，特区政府就没有吸取任何教训、结合创新科技技术、建立中央资料数据、加以改善行政效率吗？
参考其他地区的“派钱”方法，就更能感受特区政府的落后。新加坡由2001年起以“与民共富”原则“派钱”，并按国民收入多少划分金额，达致“贫者得越多，富者得越少”的分配公义，致力为最有需要的人提供最多援助。尽管新加坡和香港一样，要待《财政预算案》通过后，才展开“派钱”工序，但合资格居民根本无须额外登记任何个人资料，因为当局早已开通政府网站个人服务平台，只要凭身份证（IC）或准证号（FIN）就可申请个人账户SingPass，借此处理公积金（CPF）、申请组屋、报税、注册、结婚、签证等等事宜。至于澳门自2008年起实行的“现金分享计划”，则以居民身份划分金额，基本上在两个月左右就可完成自动转账及邮寄支票的派钱工序，前者包括已登记的社会工作局经济援助金收款人、领取直接津贴的教学人员及教育暨青年局（学生福利基金）大专助学金受惠学生 、敬老金受益人 、公共行政工作人员、领取退休金之退休公务人员及抚恤金受领人，后者则同比龄分批派发。凡此种种，和陈茂波所谓要耗时三个月完成电脑系统对接、保护市民资料等等，形成鲜明对比。
私隐固然重要，但若以此作为懒政的借口，而从不加以反思如何建立更精准有效的中央数据系统，就只能依靠消耗大量人力财力来运行各种各样的政策——三次低效的“派钱”流程便可见一斑，“及时雨”竟要酝酿数月才能落地，恐怕真正需要这笔钱度日的人早已“弹尽粮绝”，又如何与政府“共渡时艰”？再者，因为缺乏有效识别有需要人士系统而要“贫富划一”地“派钱”，既不符合分配公义，也无法解决贫者所面对的结构性困局。看来，“派钱”之后，还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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