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预算．深度】一文透视港、澳、星洲“派钱”手段的高低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2月26日）公布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当中计划动用710亿元开支，向每位18岁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派发现金一万元，以鼓励本地消费、纾缓经济压力。面对反修例风波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双重打击，“全民派钱”实属无可奈何，近日新加坡及澳门亦先后推出现金发放措施。不过，星、港、澳三地的“派钱”方案不尽相同，前者和后者多年来都是以“全民共富”为派钱原则，并且积极透过不同层面的社会保障化解民生困局；反观香港一直漠视深层矛盾，每每等到民怨大爆发后，才“迫于无奈”要大撒金钱来安抚民心。
陈茂波表示，香港经济因为过去多月的社会事件及新型肺炎疫情而受到严重打击，而他相信在经济不景气和社会气氛沉重的时候，“即使面对财赤，政府也应多做一点”，因此决定向18岁或以上永久性居民发放一万元，预计可惠及700万人，涉款约710亿元。人人有钱，坊间可谓“皆大欢喜”，然而，这种“雨露均沾”式的做法，却未能像新加坡那样，做到“精准扶贫”、“精准纾困”。
新加坡派钱重视“全民共富”
社会福利占政府总开支一半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早于上周三（2月19日）公布《财政预算案》，当中因应经济放缓及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投放16亿坡元（约89亿港元）纾解民困，包括向年满21岁的国民发放100至300坡元（约558至1674港元）的现金补助，金额多少视乎年薪而定，贫者越多，富者越少——年薪低于2.8万坡元，领取最多的300坡元；年薪介乎2.8万至10万坡元，领取200坡元；年薪高于10万坡元，领取100坡元。对于低收入国民，他们还可以获得额外不少于100坡元的薪金补助，以及100坡元杂货消费券。
这套“贫者越多，富者越少”的派钱措施，可追溯至2001年。当时新加坡政府宣布动用27亿坡元向320万名国民分发“新新加坡股票”，与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红利。直到2006年，新加坡改从财政盈余中拨出一部分现金代替股票发放，而往后的2008年、2011年、2018年及2019年等，也曾实施类似计划，按国民收入划分派钱级别。例如过去两年的“新加坡共享增长花红计划”，同样是以2.8万坡元年薪作限。
无论经济环境如何，新加坡始终秉持“全民共富”为政府理财的基本原则。所谓“全民共富”，按照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的解释，当地派钱政策之所以与扶贫挂钩，是考虑到贫困人口的后代会否遭遇阶层固化等困局，以及经济发展造成的机遇差异，故致力让更容易受经济变化影响的人，获得更多额外照顾，以落实当局的财政观念——“是让老百姓觉得他们跟新加坡一起成长”。除了派发现金与国民共享经济成果、并以收入区分金额级别来达致“精准扶贫”、“精准纾困”之外，新加坡还在教育、医疗、房屋、福利等方面的资源分配上著墨，尽量减低居民的生活成本，借此改善贫富悬殊及阶级分化等问题。例如以香港出租公屋为蓝本、享誉全球的新加坡组屋，就帮助全国逾八成家庭以超低成本价购置过千平方呎的大屋，而且每月供款占收入比率低于三成。
【城规三部曲．片】点解新加坡可以人人住大屋？因为有规划三宝！
澳门年年派钱催生“熊猫心态”
忽视长期产业结构矛盾
至于在是次抗疫中被誉为“先知先觉”的澳门，日前再次“早著先机”，抢先香港一步宣布，因应疫情对民生经济的影响，将提早于4月执行“现金分享计划”，向所有永久性居民发放1万澳门元，另向非永久性居民发放6000澳门元。
回溯“现金分享计划”起源，是由前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于2008年金融海啸后提出，当时主要为抗击通胀，故额外以发放现金的方式与市民共享经济成果。然而，经济危机过后，即使澳门发展稳定，当局依然年年派钱，10多年来未曾间断，金额亦由当年的5000澳门元及3000澳门元，逐步增加至现时的1万澳门元及6000澳门元。因此，过去不时有声音质疑，派钱直接催生一部分通胀，与政策原意背道而驰。
澳门经济学会曾经撰写报告分析澳门年年派钱的利弊。学会指出，政策虽有助迅速纾缓民困、促进中产消费、树立政府威信、维持社会稳定，但亦因而催生澳门人过度依赖政府的“熊猫心态”，导致社会不思进取。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的庄太量，亦曾撰写《浅析澳门“现金分享计划”弊端及对策》报告，认为在经济下行及财政收入剧减时，澳门政府仍然坚持继续这种高金额的“现金分享计划”，会影响其财政稳健度，不利于其他未来公共资源投放，和大型基础建议等长远规划。
“澳门方案”另一为人诟病的地方，是以居民身份而非收入多少划线，令贫富所得均一，某程度上未能达致分配正义。庄太量也指，指从社会福利分配角度来看，最理想的资源分配是分发到最有需要的人手上，但澳门的现金分享却采取每个人平均受益的方式，虽则人人有份、看似公平共嬴，但似乎未能做好二次分配的职责。
香港两次派钱均惹笑话
妄想透过派钱遮掩结构问题
反观香港回归后三度派钱，根本都不是以“全民共富”为基本原则，也无法仿照新加坡做好“精准扶贫”、“精准纾困”。更重要是，特区政府在公共理财中亦一直未能秉承正义扭转分配结构，导致由港英年代已衍生的深层次矛盾继续挤压，令市民对生活的焦虑和不安持续发酵，再藉一次又一次政治事件大爆发。而每一次，当局几乎都是等到民怨一发不可收拾后，才“迫于无奈”要大撒金钱来安抚民心。
第一次是金融海啸后的2011年，经济回稳但通胀严重，时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宣布向合资格人士的强积金户口注入6000元，却惹起全民反弹，民主派更发起逾十万人参与的大游行，他最终转为向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发放一次性6000元，有610万名港人受惠。不难看出，那次派钱基于政治考虑多过实际需要，尽管政府成功挽回民望，但根本没有改善当时的楼价高企、物价高昂、医疗资源不足等民生问题。
第二次在2018年2月，是陈茂波上任财政司司长后首次派钱之举。当时政府录得破纪录的1,380亿元盈余，财政储备突破万亿元，不少市民及政党纷纷建议当局还富于民，但陈茂波并未如人愿，结果引起轩然大波。他随即以“关爱共享”计划补漏拾遗，向收入较低的280万名市民派发$4,000元。尽管是次派钱的受惠者是相对贫困人士，但由于当局缺乏像新加坡一样能够快速识别有需要人士的系统，需要合资格市民自行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所以手续极其繁复，金额直到去年中才陆续派发到市民手中，期间更消耗了超过3亿元的行政费用，而现存的深层次矛盾丝毫未解。
《香港01》多次指出，如不重整分配结构而盲目“派钱”，根本无助解决民生困局。当下社会之所以民怨沸腾，源于港英时代已形成并延续至今的“官商共治”格局，导致特区政府既未能秉承分配正义，亦未能发展新兴产业，导致阶级流动固化、贫富悬殊严重。例如，在一次分配中，根本未能制订确保劳工阶层可以享有更合理收入的按劳分配制度；至二次分配时，又未能通过政府政策的积极介入，有效调整社会资源的供给，借此提供所有阶级的生活品质。
经济不景下，“派钱”的确可解有需要市民的燃眉之急，但特区政府万万不能以此麻痺社会对不公义财富分配的痛感，更应该著手结构性改变，从而达致全民共享经济成果之余，又能够精准地帮助最有需要的一群。
更多《香港01》深度报道文章：
【财政预算案．深度】财爷又“全民派钱”？识得派，一定咁样派！
【肺炎口罩．深度】“口罩荒”这堂经济课 港府完美示范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