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毛泽东的新世界】建国初期的政治文化巡览
《毛泽东的新世界》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荣休教授洪长泰于2010年出版的英文著作《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的中文译本，以“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为视角切入，时间范围集中在建国（1949年）初期十年，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将强烈的政治意识渗透于不同的大众领域，涉及空间、庆典、历史、图像和纪念活动，以完成这一时期中共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政权合法化。
撰文：杨洋
于是，这本著作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经常喊在嘴边的“新中国”到底“新”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是“毛泽东的新世界”，而不是“人民的新世界”？我们今天生活的城市社会中，甚至是我们自己的身上有没有那些“新”的影子？
这些问题绝对不是只需要学者去研究和正视，而是与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息息相关。它不仅解释了个体的经历——我们究竟在怎样的环境中生长起来？更重要的是昭示着当下与未来——如今我们生存的周遭是否（多大程度上）遗留着那个时代的思维逻辑？继续下去的生活是否能自觉地摒除那些强加在我们意识中的桎梏？
笔者认为，这本著作令人兴奋的是建立了一种“双重的动态3D立体体验”。第一重是阅读的立体体验：我们首先会在开篇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空间中——天安门广场，同时环顾广场周围、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1959年）拔地而起的“十大建筑”。接着，我们会欣赏到在广场上进行的一系列庆典活动，包括群众游行和极具民族风格的秧歌巡演。
如何改造漫画和年画
我们的脚步不仅停留在户外，还会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由最初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而成），在馆内参观的过程即是了解官方语境下的历史叙述。在短暂地跳出天安门广场这一空间后，作者带我们回顾了建国初期两种图像形式的改造：漫画和年画。最后，我们再一次回到以纪念为名的空间——八宝山革命公墓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完成整个充满政治文化的“新世界”巡览。
第二种是思考的立体体验：正如作者所说，“历史事件是发生在特定的时空中，受不同因素影响，一直在变化。”作者把研究对象视为持续演变的现象。以兴建人民大会堂为例，为什么要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建造这样一所建筑？在建造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它是按照谁的意志创作——建筑师？领导人？一个普通人如果置身其中会有什么感觉？在如此动态立体的全过程式探究之下，我们才能明白个体对于小到一座建筑、大到一个国家来说，真实的身份究竟是什么。
从学术角度对这本著作的分析就不在这里展开，留给专家去细评。笔者想从几个细节入手：尽管被归为中国历史学术专著，但本书却与艰深晦涩毫无关系，整部著作行文流畅，文笔朴实，普通读者亦可以通读无碍。作者引用了大量的西方理论，却很好地为“我”所用：先以一两句话解释清楚所引用理论的核心，再用来论证观点，使得本身看似难懂的理论像日本料理中的芥末化开在酱油中一样，完美地与上下文融合，既反映作者的学术功力与文字功底之精深，也可见翻译者麦惠娴的水平。
另外，作者实地走访了多位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从他们的口述中得到“原始资料”，例如雕刻家滑田友（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四运动”浮雕作者）、舞蹈家戴爱莲、漫画家华君武、当代油画家靳尚谊等，这些口述资料不仅有力地佐证了论点，更在时空的今昔对照中产生一种时代的动容。至于那些不便以真名示人的受访者，作者便以建筑师甲、博物馆工作人员乙等代称。
最后，让我们回到这本书的题目，也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感触最大的一点——《毛泽东的新世界》——没错，这个“新中国”不是别人的，是属于中共、属于毛泽东的，换句话说，和所谓的“人民”没有什么关系。首先该著作十分明确以贯穿全书的论证告诉我们，中共在建政头十年，几乎所有以国家名义推行的实践——无论是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十大建筑”的兴建，以及国家博物馆中的展览，还是对传统秧歌（舞）和年画的改造，或者是每年劳动节和国庆节举行的群众游行——都看不到丝毫为人民着想的影子，有的只是为巩固政权而作出的政治考量与斗争妥协。
还原“十大建筑”争论点
在本书第二章《十大建筑：树立政治威信》中，作者还原了当时建造人民大会堂时的各方争论点。设计师赵冬日希望把会堂做得无限之大，“这样，会议代表从正门进来后必须走不少路，经过好几道门，才能到达大礼堂。”“访客要穿过一重又一重的门才能到达大堂。”这个方案遭到知名建筑师梁思成的反对，他认为赵的设计“大得不合理”，是将“小孩儿放大”至不成比例，“使人感觉走入巨人国”。最终方案被采纳的赵冬日也毫不遮掩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广场应该是政治性的，还是文化性的？”答案显然是前者。这也正是本书的魅力所在，作者还原了一座建筑、一幅油画、一方空间诞生的全过程，特别是呈现了各种势力在整个过程的种种角力。
比如，从设计之初就没有为人民考虑的人民大会堂（要注意最高领导人几乎不由正门进入），如今仍盘踞在广场西边。当我们拾级而上，穿门过道，来到大礼堂，一定会不禁发出宏伟的感叹。而感叹之后留下了什么？“被渺小”的个体在这个空间中是否有勇气和力量去对抗“不同意的请举手”这样荒唐的政治制度？
对待人民的不屑，另一个表现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建政后的中共把对历史的叙述权揽于股掌，不仅从上到下控制历史“该怎么写”，更肆无忌惮地把历史看作是可以篡改的东西。书中讲到关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筹建与开馆便是一例，作者开宗明义：“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建造是出于两个明确的目的：一是通过展览去细心为共产党塑造美好的形象，令大众信服，从而使中共的政权早日为民众接受；二是凸显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关键角色。”其行文脉络并非着力在既成事实上，而是对事件“连根拔起”。
作者关注的是博物馆——用一个现代艺术领域的词是如何“策展”。换句话说，作者聚焦的不仅是展品本身，而是为什么要展出这些藏品，而不是其他。如此厘清了博物馆策展的内在思路，也就理顺了中共对历史的轻蔑态度与叙述逻辑。
精心解读官式语言论述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时下在本港历史博物馆举行的专题展览《尘封璀璨——阿富汗古文物》。观众可以难得地领略到来自阿富汗地区由青铜时代至公元一世纪珍贵的出土文物，以窥探古阿富汗的文化风貌。但细心的观者亦能在细节中发现，展览并不是单纯地通过展品让我们了解古阿富汗的历史与人文，更同时巧妙隐晦地将其与“一带一路”这个政治符号联系起来。
对来自官方系统的语言论述必须要精心处理。那可能是一句不经意的口号、一份用心良苦的报告，或者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活动，甚至一座新落成的场地楼宇。那里面是否包含了某种“想让我们记得”或是“想让我们忘记”的东西。有时重要的不是“有什么”，而是像中国画的留白一样——是“没有什么”。
反思过后接踵而来的便是反抗。这一反抗不一定是来自肢体上的对抗冲突，而更多的是来自个体由内到外的反省与自觉。在本书中，另一个精彩的篇章是对“新年画”的分析，作者不仅揭示了中共是如何改造传统年画以向农民传播政治观点的可笑做法，更以不小篇幅刻画了民众的反应与抵制。虽然我们有时对中共集权统治下的普罗大众感到遗憾与悲观，但不可否认的是，来自民间的反省与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就如同笔者清楚地记得十年前的冬天，笔者作为新闻学专业的大学实习生在北京一家党报工作时的情景：有一天笔者和一位文艺部前辈坐出租车从东向西经过长安街，当汽车行驶过中南海门口时，笔者看到穿着厚厚军衣的解放军把守，在两人中间是一闪而过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笔者顺口念了出来，而来自副驾驶座的同行前辈无意中说出了一句让笔者至今难忘的话：在中国，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地方，人民从来都进不去。
《毛泽东的新世界》
副标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政治文化
作者：洪长泰
译者：麦惠娴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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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198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月20日）《建国初期的政治文化巡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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