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血雨华年】回眸文革 书写血腥岁月

撰文: 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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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知名作家颜纯钩写小说《血雨华年》,目的是忠告后世要怀疑政治领袖,切勿盲从。小说透过回顾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及其导致群众付上的代价,提出任何人在推动任何政治运动前,都要先问过自己的良知。
撰文︰邝国惠

小说的《缘起》透露,颜氏曾是红卫兵头目,在故乡福建省晋江县安海镇参与文革。他以个人经历、真人真事为小说骨干,再加入一些虚构情节再创作,完成了这本四百多页的重头著作。

颜纯钩《血雨华年》(资料图片)

小说由两部份组成:其一、是第一至第二十、编有数目的章节,以主角方宇程的第一人称(我)叙述,交代由1966至1969年间红卫兵运动的经过,也是故事情节的大框架;其二、是七篇人物特写,凸出他们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遭遇,错落于故事发展中,而描述的时空不受情节时序所限,在中国半个世纪历史中自由驰骋。由于这两部份的时空背景有别,忽古忽今,更能对比出人物际遇的落差,命运难料,甚具沧海桑田的味道。

故事序幕由人民中学的郑经天老师忍受不了批斗、投井自尽而揭开。本身已在北京读大学的方宇程,刚巧返乡探望母亲,阴差阳错卷入了乡下的政治运动,与白如云、高立群、萧伟、郑秋实等一班朋友,组织了“八二九造反队”,与小说中的保守派进行斗争。

风行一时的“伤痕文学”,大都从人道主义出发,集中描写文革如何扭曲人性,这部小说则着重陈述文革由文攻到武斗的发展过程,捕捉了这场政治运动产生的社会环境及政治气氛。作者也细致描画人物的心理状况,在不少篇章中,多个人物都对这场运动感到迷惘,反复提出质疑,但每次总有人为斗争辩护,认为要“听毛主席的话”。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运动。(视觉中国)

细述社会现象 透视运动本质

在小说中,保守派以反派的姿态登场,作者没有直接描写这派人物的所思所感,却处处透过侧笔,呈现两派的主张其实相差不远。小说描写敌对双方,可以按需要引用同一个毛泽东的主张,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这些都极具讽喻意义。在第八章《春节来了军代表》,作者再进一步,透过方宇程与朋友白耀辉的对话,总结了谁才是毛泽东真正追随者这个问题:“白耀辉苦笑了一下,说:‘表面看都明白,细想下去都不明白。’⋯⋯我倒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随口答道:‘那不同的,我们真听话,保守派是阳奉阴违。’……‘保守派也会说你们阳奉阴违啊!’”(页101)

小说对当年的社会现象作出仔细记录,譬如一般乡村平民争相学习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以什么方法进行斗争,作者点出,无论谁效法谁,谁学习谁,内在精神却是一片模糊。

好像一次“八二九”造反派开会,从《红旗》杂志上一篇文章谈到夺权的策略,领袖高立群就建议造反派要有思想准备,多学习北京及上海的做法与经验。大家谈呀谈呀,政策愈谈却愈模糊,说上海成立人民公社,但这个做法在1958年已有人提出,当中内容有什么分别也说不清。

小说着重陈述文革由文攻到武斗的发展过程,捕捉这场政治运动产生的社会环境及政治气氛。(视觉中国)

在作者笔下,白耀辉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也为他立了一篇特写。他不属于造反派,也非保守派,没直接参与斗争,却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逍遥派”无法逍遥事外。小说的独到之处是,虽兼谈政治斗争戕贼人性,但更多着墨于这场运动的荒谬本质。

作者透过白耀辉之口,这样解读文革动乱的成因:“我想那是有一个过程的。一开始希特勒也是少数派,还给政府抓去坐牢,但德国战败后经济一塌糊涂,人民都觉得没有出路,于是被希特勒迷惑了。等到他占上风,有理智的人都不敢多说话了。”(页266)

若说作者关心的是人物命运,毋宁说是个体本身那种渺小、无力的处境。在这场巨大的政治运动中,小人物往往不能主宰自身命运,一方面狂热地投入运动,批斗对方,另一方面又感身不由己。“八二九”两个领袖都说,是因为跟在自己身后的群众这么多,搞出了大摊子来,争斗竟年都未分胜负,势成骑虎,不能抽身而退。在这个无奈的困局中,白如云曾想过要苟且偷生,却也感到无选择余地。

“白如云默默寻思着,稍顷突然说:‘你知道吗?我有时觉得,我叔叔是对的,看不通透的事不要做。现在我们越看越糊涂了,但我们还要做下去。’”(页259)

书中“八二九”领袖说,是因为跟在自己身后的群众这么多,争斗竟年都未分胜负,不能抽身而退。(Getty Image)

借助人物之口 突显政争荒谬

在运动的后半段,小说透过人物的角力,展现了斗争牵连极广,搞手势成骑虎,而从道德层面上也感欲罢不能。人物内心的矛盾,其实也是政治运动本质上的矛盾。致力研究文革历史与文化的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丽君,在其著作《复制的艺术》中指出,群众是透过参与文革运动的经验而被鼓动起来,这个过程是既被动又主动的,所以,有的时候感到迷惘,有的时候却又狂热投入。

彭丽君在该书中写道:“要有效把人召唤于意识形态之中,一定要先提供一种感觉,使人确信自己是自愿地作出选择和决定⋯⋯(这些)对文革主体的形塑很重要。”(页195)

许多研究文革的学者都指出,群众在政治运动中失去理性,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牺牲。在武斗时期,造反派渐渐失势,方宇程被保守派抓了,经过长时间殴打,他屈服了,写悔过书。作者笔力的精辟之处,是不去安排方宇程自愿去牺牲,而是他的同志要求当事人牺牲。方宇程返回村里时,竟遭造反派唾弃。

在不少篇章中,多个人物都对这场运动感到迷惘,反复提出质疑,但每次总有人为斗争辩护,认为要“听毛主席的话”。(Getty Images)

“就算给打死了,也好过这样不要脸给擡回来!你(方宇程)给打死了,我们替你开追悼会,当你是烈士,每年清明替你上坟,你人不在了,但你的精神在,还会鼓励我们继续干下去!现在倒好,一份悔过书,把造反派人心都打散了!”(页376)

文革斗争在作者笔下是横蛮的,政治口号是空洞的,那么经过这场浩劫,最后留下了什么呢?在运动尾声,作者这样描写造反派的总部:“再往里,每间房都像被劫掠过,最里边的是勤务组,推开门闻到一阵臭味,靠墙角的床边,留着一摊不知年月的大便,我赶紧退出来,笑说:‘我们都在这里开会,有时留守就睡在这里。’”(页270)

原来无日无夜的斗争,终究留下来的就只有恶臭粪土!作者对文革的批判还不止如此。女主角白如云,形象一如其名,像白雪一样的纯洁,如云一样的超凡,却在武斗过程中遇流弹死去,她的叔叔白耀辉与方宇程一同上坟后,悲愤地控诉:“……白耀辉突然回身,两只眼睛严厉地瞪着我,说:‘死的死,伤的伤,你们这一场戏也收场了。’”(页271)

女主角的死亡,象征了政治口号的死亡。对文革抱有怀疑的白耀辉后来升了官,推行他的政治理想,旋即在另一波政治斗争中落台。

文革斗争在作者笔下是横蛮的,而政治口号是空洞的。(Getty Images)

小说中,白耀辉有一个“对照人物”叫李友世,是毛泽东的死忠追随者,他的下场是生形同于死。在1976年得知毛泽东逝世后,他便显得失魂落魄,一见昔日同志便唉声叹气,说造反派完了,翻身无望,这么多年的时光都浪费掉了,不知怎么办好。

主张“老实”,回到“寻常”

对政治权斗的彻底怀疑,带来作者政治上务实的主张。人去楼空,事过境迁,文革虽然在群众心中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但往后各人遭遇大不同。譬如方宇程只身到香港去,雅琴则留在乡下,独力抚养两人的未婚子。作者透过命运与际遇,提出一个政治信念,最重要的是“老实”与“寻常”。

“林宽没等到大联合三结合,早就脱离了运动,回到厂里,和他那个恩重如山的师傅,一起研究水压机。李友世从革委会出来后,回到农具厂,老老实实打铁,心里很多不解和不平,总是希望有朝一日毛主席还会来搭救他。张大同结了婚生了孩子,老老实实过起小日子。镇里其他造反派群众,也都偃旗息鼓,该让权的让权,让检查的检查,一个个回到寻常日子,生老病死,各自去对付。”(页397)

作者在小说中透过命运与际遇,提出一个政治信念,最重要的是“老实”与“寻常”。 (Getty Images)

这个“老实”与“寻常”,是相对于伟大政治主张而言。作者借故事中一位配角、位置相对寻常的逸思,道出良好管治只在于减少人民的痛苦。

“好的世道,应该让百姓都生活幸福,不能做到的话,至少尽量减少他们的痛苦。人为地制造痛苦,折腾和践踏人,那是不能长久的。仇恨会在人间积累循环,冤冤相报,永无宁日。”(页322)

《血雨华年》作者:颜纯钩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5月

邝国惠
小说及油画创作人,前电视台新闻节目监制
著有长篇小说《普洱茶》、《消失了树》、《云的理由》及短篇小说集《新闻在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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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187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4日)《《血雨华年》回眸文革 书写血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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