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传媒】在新闻自由与审查迷思中 坚守着，改变着
从2009到2019年，香港政制原地踏步、经济结构转型失败、民生改革停止不前，但大众传播媒介却经历一次次起伏和更新——根据《香港便览》，日报由46份增加至82份，期刊由640份减少至531份，两个免费和三个收费电视台变成三个免费和两个收费电视台，而没有被纳入统计的，还有十多个近年崛起、正在改变香港人阅读习惯和公民参与的网络媒体。大家好像比以往更关心新闻了，但对媒体的信任度却愈来愈发陷入意识形态的对立，至于媒体的公信力也屡见新低、新闻“自由”与“审查”的迷思也继续萦绕、“内容有价”的网上经营模式也还未被读者所接受。媒体在变化中挣扎、在挣扎中坚守、在坚守中前进；而这个过程中，我们究竟要守住什么，又应该改变什么？
“你以为你真系有第四权？”——圣诞节期间，有警员在旺角清场时指骂记者，更以此质问对方。事后，香港记者协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警方严重损害新闻自由，又重申记者冒险在冲突现场采访，是要履行“第四权”的天职，致力将真相公诸于世。不过，前特首梁振英却在Facebook反驳指，部份香港记者经常以“第四权”和采访职责为名，在暴力冲击的前线妨碍警方执法，引起警记冲突后又谴责警方。
事件引起“传媒是否拥有第四权”的讨论。不少人相信，“第四权”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外的政治权力，一般泛指监察政府的新闻媒体；不过，也有人认为，“第四权”属于公民社会而非新闻媒体，但新闻工作者却以此霸占公民社会话语权。然而，无论传媒是否拥有“第四权”，它都不是无限的，且必须履行社会责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苏钥机指出，新闻从业员行使“第四权”的基本前提是要负道德责任、具专业水准、接受大众监督等等，“满足这些条件你才有权利去行使。”
媒体公信力为何全线下跌？
在香港，“监督传媒”的其中一个体现，是中大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追踪逾二十年的“传媒公信力”调查，对上一次已于去年8月中进行。对比2009年的结果，所有电子媒体与收费报章的公信力评分全线下跌，前者平均分由6.86分跌至6.13分，后者则由6.4分减少至4.94分，当中最具公信力的是《南华早报》（5.89分）、《明报》（5.72分）及《苹果日报》（5.71分）。不过，近年兴起的网上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却由2016年的4.81分增加至5.23分，增幅较大的是《立场新闻》和《热血时报》。
有关结果令不少传统媒体出身的前辈哗然——在他们眼中，只顾求快、求新、求量的网络媒体不时错漏百出、甚至制造大量“内容农场”，缘何其公信力却持续上升？苏钥机解释，民调结果可能受反修例运动的影响；另外，“公信力”是复杂而难以简单量度的概念，加上香港媒体众多、受访市民未必有时间和足够专业背景去分析，调查团队只好采用为媒体信任度打分这单一问题，以求得到对每个媒体的整体印象分。
苏钥机坦言：“这不是最理想的做法，但事实上也只能操作至此。我们做了二十几年，一直能看到结果的稳定性和变化性，说明还是能反映出一定程度的准确。”他又认为，媒体的高公信力离不开其品牌形象，“大家觉得中产的、专业度高的报纸比较可信，对大众化报纸的评价会低一点。像《南华早报》，是有历史的中产精英报，和《明报》这知识分子报，不一定很多人看，但在大家印象中地位很高，比较权威。”只是，这答案似乎不足以解释为何《苹果日报》与《明报》之间只有0.01分的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Facebook、Whatsapp及YouTube等的社交媒体，其公信力平均分亦由2016年的4.59分上升至5.36分，而其“认知度”更高达93.7%。苏钥机表示，“社交媒体的公信力”所指向的是“小圈子关系”，因为相对毫不认识的记者而言，读者更倾向相信朋友提供的资讯，甚至可以就有关资讯自由交流。不过，他亦指出，社交媒体终归不是发布“新闻”的正规机构，而是通过小圈子传播消息，就像参加“网络聚会”，大家互相“八卦”，令经过二度、三度传播的信息容易出现偏差。
原来，世界在变，媒体也在变；人们接收资讯的习惯在变，连衡量媒体公信力的标准也在变。只是，在“信者恒信”的后真相时代里，香港社会又因反修例风波而陷入空前撕裂，当人人筑起牢不可破的“同温层”，甚至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选择媒体、相信媒体、支持媒体的根本依据，面对激烈竞争的媒体，又应该如何自处？
有十年新闻工作经验、现职传媒学系讲师的W认为，无论时代怎么变，媒体都需要坚守传统新闻主义。他提到，在他跑新闻的年代，鲜有未经证实的报道，更不会像当下的媒体般哗众取宠，滥用“传……”的说法。至于新闻写作，不同媒体或基于不同考量而有不同方针，有的为求在视觉上吸人眼球，有的谨守机构的“政治正确”，都会忽视遣词用字的精准度。他以2016年“旺角骚乱”的描述为例，指《明报》使用的“大冲突”已较“暴乱”严谨，但也淡化了个别示威者的激进行为，不够“骚乱”准确。
至于新一代传媒人开始反思的“各打五十大板”式“中立持平”，W则认为，媒体仍然有必要遵守。不过，做了十二年社会新闻记者的关震海指出：“报道新闻没有绝对中立，就像没有360度的相机镜头，你就只能选取一个位置去拍。那你为什么会选这个地点呢？是因为你的脑袋决定你的行动，写东西也是一样，你的想法决定是否中立。”
关震海不是新闻学系出身，但受过报馆训练的“洗礼”，认为采访实践十分重要，值得媒体坚守。不少行家慨叹，直播技术的普及，加上新闻机构节流，令记者少了到现场采访的机会，即使安坐编辑室也能透过萤幕撰写新闻稿。
然而，关震海坚信记者必须面对现场考验，才能累积实战经验。以去年12月18日的粉岭公路九巴夺命车祸为例，记者必须迅速掌握各种资讯，“这是哪队人（警察）？指挥官是谁？刚才做了什么？伤者去了哪间医院？家属有没有投诉？有没有社工过来？……”
理想新闻毋须审查？
“第四权”的传播理论往往与“新闻自由”保持一种连带关系，因为大部份三权分立的国家都会在宪法上赋予并保障人民的新闻自由；而每每谈及“新闻自由”，关于媒体机构的“自我审查”讨论亦会伴随而生，一般相信两者互成反比。
无国界记者组织每年向全球各地的记者、研究员、法学家及人权活动家等发出问卷，以厘定有关地区的“新闻自由指数”，借此评估其新闻多元性、媒体独立性、自我审查、透明度等情况。回首过去十年，香港新闻工作者念兹在兹的，是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由2009年的48下滑至去年的73。香港记者协会自2013年进行的“新闻自由指数”调查亦显示，新闻从业员对新闻自由的评分一直维持在低于50分的不合格水平，而他们在衡量有关评分时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依次是“新闻传媒的自我审查”、“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
不过，“新闻自由”是否绝对，“品质审查”与“自我审查”之间如何区分等问题，似乎是围绕传媒的不灭议题；问题是，大家对“自我审查”的理解，很多时候源于不认同有关报道或观点，就指摘对方“自我审查”。“我当然是自我审查啦，不然还要被别人审查吗？”免费报章《am730》创办人兼主要投资者、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坦率道，“有人不认同你的想法，就会说你‘自我审查’……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荒谬的。”
不过，施永青也坦言，压力确实存在，但不是来自单一方向，有人会顾忌北京想法而不敢言，也有人因美国思想而发言，而香港传媒正深受中美博弈的影响，“两种思想的对立，令媒体被迫站队——你要‘一国’主导香港，还是要‘西方价值’主导香港？”他形容自己“夹在两边阵营中间”，但仍然保有自己的态度，因为当初并非为讨好任何一方而创办媒体，“我有自己的选择，但别人不管，就像这次（运动），有人不喜欢我的意见，连我的店铺都砸了。讲新闻自由的话，他们这是自由吗？”
论“自由”，施永青说其思想本质上属“自由主义”，对报馆也采取“自由主义”式的管理态度，基本上不会“给指令”或“下命令”予员工，也不会每天“审查”新闻报道，但会要求记者的报道能够反映客观事实，亦希望报馆的政治立场尽量“模糊”一点，保持中立。“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的生意就是这样的生意，我的媒体就是这样的媒体。我不接受任何人的审查。”至于传媒老板与编采人员的微妙关系，作为前者的他直言，“这是我的报纸，产权在我，与我思想偏差太多的就是不可以。所有老板都是这样的，黎智英会不会让他不喜欢的东西在《苹果日报》出现呢？”
但实际上，传媒老板与采编人员的办报理念往往有出入，前者所谓的“多方考虑”，可能是后者的“审查压力”。对此，近年愈来愈多年轻记者尝试跳出传统媒体，以公民记者身份继续追求自己的新闻理想，关震海就是其一。他自诩“非主流”记者，喜欢“钻别人不钻的角度”，对普通角度不感兴趣，但这与主流报道格格不入，故在时代巨浪、媒体浮沉下，于去年“转型”成为公民记者，并创办自己的独立网媒《志》。起初被问得最多的，是《志》到底站在哪一边、持什么立场，而他承诺，“不会为了钱而变深黄，也不会为了钱而变深蓝。我的想法是让记者自己去做主。”
关震海还举办了公民记者培训班，以鼓励更多记者把新闻理想与工作追求相结合。对于“新闻自由”，他也有自己的见解，认为这是多面向、多维度的，“就像我接受你的访问，也接受其他任何媒体，这也是自由的体现啊。而如果你cut（断章取义）我的内容，我可以投诉，这也是自由。”编采时，他也贯彻这种“新闻自由”，要求年轻记者要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他最多只提供拍摄意见，而不会影响对方探索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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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96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月6日）《坚守着，改变着 香港传媒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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