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民参与】媒体素养教育 校园不是唯一担责

撰文: 郝子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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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下,网络在青少年公民意识形成、社会议题参与中扮演著愈发重要的角色。专家指出,在面对信息海洋时,青少年分辨、解读、处理信息的能力往往被低估,但这并不意味著不需要教育作为辅助。课室的教育为何必不可少?除课室之外的社会各界是否亦有责任呢?

承接上文︰【网络公民参与】教育脱节 市民难辨海量信息

网络助长公民意识 课室仍然不可替代

社交媒体不仅是培养年轻人公民意识的重要平台,也是将公民意识转化为实际参与的“催化剂”。苏钥机表示,正因为此,“媒体的重要性、影响力可能比正规教育、家庭影响和宗教都来得重要,现在的趋势更是如此。”张往也指出,便捷的网络令学生体验更多元的公民参与,“不是说只有投票和上街(游行),其实他们通过网络做了很多,但可能很少被大家看到、知道。”他还认为产生“意识”是投入“行动”的基础,而“行动”有着不同的层次。

网络对公民参与的影响显著,并不意味学校教育不再重要。在信息过量、碎片化的资讯时代,资讯之多令人应接不暇,很难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大多数只是“左耳进,右耳出”,最终成为“过眼云烟”,而学校教育理应培养学生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和批判思维,在面对海量信息时就能够把不同学科知识和分析方法串连起来。

张往指出校园教育可为学生接收的碎片信息提供理据支撑和思维方式培养(郝子雨摄)

张往表示,这与通识科的核心教学目标息息相关,要令学生建立正面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使他们成为对社会、国家、世界有认识和负责任的公民,并懂得与持不同意见者互相尊重、理性讨论。他上课时,都会有意识地训练学生反驳对方的意见,“通常会让他们(学生)想到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支持自己的观点,第二是如何支持这个观点,第三点就是要做一个反驳。有点像是辩论,目的是让学生要想到对方观点(的合理性),而不是一面倒地支持或反对。”

“在课上,大家都是对着黑板围着电脑,其实很难有活动的,就需要给学生机会走出课室。比如你想要他们去关心社会,那么起码要了解自己身处的社区。如果连这个都没有基本的了解,他们很难有社会意识的。”张往举例指,有的通识老师会在区议会选举时安排访问(区议员)参选人的功课,让学生了解他们平时做些什么,政纲是什么;有的学校会安排学生参观立法会、到法院听审。当学生亲自接触不同持份者,或是置身于真实审理案件的法庭,从中所得到的投入感、参与感和体验感,都是课室里无法提供的,也更易激发学生对社会的关心。

而现在,“走出课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网络。张往认为,学生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则贴文,就代表他们可能已经在和朋友们讨论这件事了,“近来一些中学生也会独立地开一些page(主页),介绍是哪一间学校的,组织关注什么社会议题,有在校生,也有毕业了的校友加入。大家follow(追纵)后就会定期发一些讯息,比如说制作Google form(表格),收集大家的意见和投稿,就像一个网络民主墙。收集信息的管理员也都是这些学生,整理后再让大家讨论。这些都是不同方式的参与和对社会的关注,不一定走上街头才算是参与。”只是,在“成绩至上”的今天,课堂给学生去实践的机会不一定足够,而在通识教育课的内容已饱和的情况下,关于媒体讯息处理的内容并不会占有很大篇幅。

社交媒体不仅是培养年轻人公民意识的重要平台,也是将公民意识转化为实际参与的“催化剂”。(资料图片/梁鹏威摄)

另外,网络催生新的参与渠道,也带来新型师生关系—这要求学校和教师“因时施教”,结合网络发展情况展开教学。张往会和学生互相追踪对方的社交媒体帐户,这样易于观察学生们遇到的问题和看法的变化,“就算是毕了业的学生,我也会接触他们,他们会‘follow’我,看我‘po’(发布)的内容,其实也算是持续的公民教育了。”

媒介素养教育 需各界联动

网络对青少年参与社会议题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其本身已成为公民教育中重要一环,但仍需要教育与之相互配合。然而,冯应谦指出,当代教育界的理念和实际做法存在偏差,源于媒介素养教育并未受到应有重视:“这些年,大学都被说是培养一些实际的能力,多是去做一些科技啊、人工智能啊这样领域的培养,但实际上大学本来培养的就是有思想,有思考能力的人,培养价值观和思维模式。”而现在的情况似乎和这个理念并不相符,他表示大学的排名问题是其中一个因素,在争取学术排名时自然会对人文精神有所松懈;另一原因是现在无论政府还是大学界都在强调“功能性”,所谓的“对社会有用”窄化成了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不是培养出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这十几二十年来,似乎香港(学校)的唯一目标就是争取世界排名,但你看港大中大这样的老牌高校,成立之初也没什么排名,但是培养出很多人才啊。那时候甚至都没有商科,还是培养出了很多金融界人才,它(这样情况)说明了在大学学到的知识其实是为了去训练思维和思想的,而不只是技能。”冯应谦补充道。

如何辨别、处理信息,是现代公民必须备的素养。(资料图片/郑子峰摄)

冯应谦又指,媒体素养教育是培养人文精神的需要,应给予土壤和空间,“这样的教育应该在通识教育之前就要进行,从大学开始就晚了。就好像是通识教育是判断A和B两件事,但如果你连A和B的事实是什么、又是如何被不同媒体呈现的都不知道,又如何能去分析去判断呢?”然而,需要正视媒介教育重要性的,不只教育界。正如苏钥机所言,社会上对教育界存在盲点,认为只有教育界作出努力就可万事大吉。但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并非单靠某个领域就可完成,换句话说,要配合时代变化发展需要的,不只是校园中的教育。

苏钥机透露,早前受邀到一间中学讲授“后真相时代的大众媒体”。他感到很欣慰,也很乐于去讨论有关课题,而此前从未有中学邀请他演讲媒体生态,相信这是很好的开端:“公民教育就是要讲这样的题目,首先要知道什么是media(媒体),在这个时代,科技发展环境下如何去认知,如何去装备自己,这些都是公民教育里很必需的东西,也就是Media Literacy Education(媒体素养教育)。Media不只是media,其实都是information(讯息),不只在香港,在全世界的媒体都发展迅速的情况下,如何接收、分析这些资讯。”

“媒体素养”是以所有公民为对象,教育目标是培养对接收到的资讯有思辨式解读能力和产生资讯的能力,是有别于训练专业新闻从业者的。苏钥机也提到,媒体素养教育是个比较边缘的领域,以他任教的新闻学院为例,主要的课程是为了培训记者,很少提到如何去对其他人提供这类教育;而在教育学院,教授的也是中文、历史、化学、物理等传统课程,很少会提及媒体素养教育。“真的是between the cracks(在夹缝中),无论是教育系统还是传媒的系统,大家都觉得这不属于我的领域。现在网络环境变化太快,大家都要跟不上了,还未想好应对就又有新东西跑出来。”苏钥机再次强调,“现在又怪媒体又怪教育,其实焦点都错了,肤浅地一一问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应该联合起来做点事。”

网络发展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资料图片/林若勤摄)

作为香港新闻博览馆董事,苏钥机透露博览馆会推出“媒体素养计划”,不光是针对学生,还有教师和家长群体,因为媒体素养教育的对象本身就是全体公民。他表示:“其实以前一些团体也有过类似活动,但不多,不active(活跃),参与的人数也不够。现在政府、新闻界、教育界、文化界、工商界应该联合起来全面推广一下这个(媒体素养教育)。其实很多中学应该都很愿意参加的,比如去请专家进校园开一些讲座什么的,我们新闻博览馆也会邀请师生来参观,我们都希望能够帮点忙。”

都说网络是双刃剑,网络中的公民参与也一样有利有弊,在提高了公民参与积极性、拓宽了参与的渠道的同时,也会带来对信息分辨、处理等一系列的问题。在信息环境的不断进化中,社会各界的教育应相互配合、打好助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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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96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月6日)《网络助燃公民参与 教育脱节 市民难辨海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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