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温层”之乱 “从众”四大后遗症
在《逃犯条例》修订争议引发的连串社会运动之中，媒体的作用举足轻重。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传统媒体不再是唯一的消息来源和传播平台，人人都可以是资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亦倾向选择与自己意识型态相近的媒体，而排拒接收与自己立场相反的资讯，令“同温层”现象涌现。这道壁垒的加固，与“从众”心理不无关系，更潜藏了影响我们生活的四大后遗症。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纽约时报》前记者Samuel G. Freedman于2006年出版了《给年轻记者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Journalist》）一书，他在起首写道：“在网志、清谈节目、互联网及电视广播的狭隘世界中，没有人需要面对与自己信念相矛盾的事实及分析……媒体不再是互换各种观念的市场，而是意识形态的回音室……以筛选及整理每天事件为理念的传理学成为了左派及右派也会嘲笑的话题。”十多年过去，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媒体不是各种观念交流交锋之地，而是深化极端偏执思想的回音室？
同温层与“从众”不无关系。所谓“从众”，就是人们的想法、感觉及行为会受他人影响，继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及信念，为求自己与群体一致。这源于群众所带来的资讯性影响力（informational influence）及规范性影响力（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前者提出基于资讯有限，人们便会观察别人如何抉择，从而协助自己下决定；后者强调在社会规范、同侪压力及团体迷思下，人们即使有自身想法，也会顺从主流观点，以免遭到他人排斥、被视作异类。上述两种社会影响分别衍生“私下接纳”及“公开顺从”两种现象，并一同导向依循众人行为的结果，著名的“电梯实验”正正反映人们易于从众、甚至盲从的本性。
在路上围观凑热闹、听毕音乐会后起立鼓掌……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从众行为，可见即使人们不是真心或全盘相信，也会不知不觉地仿效。“我们总希望自己既是群体一分子，又有独特之处，人往往在这两个需求中拉扯生存。”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陈濬灵解释，尽管人有时想标奇立异，但人天生是群体动物，肩负多种不同群体身份，难以离群索居—院校、职业、支持的球队、以至政治立场，大家渴望加入群体，本能地将自己归边，以满足互信及群体认同等情感基本需要。因此，从众心理无可避免。问题是，它可带来同声同气的效果，让人得到共鸣及认同，但一旦建立意识形态的围墙，便可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后患无穷。
后遗症一——自行筛选，偏听偏信
大众倾向依附相同兴趣及理念的群体属人之常情，而社交网络及即时通讯工具的出现，除了令我们更易走进群体，亦会出现“确认偏见”（confirmation bias）。简单而言，人会有意无意间以个人取向作标准，筛选资讯种类及来源；在社交媒体演算法推波助栏下，久而久之只会接触与自己价值观一致的报道，亦倾向相信自己已身处客观和真实的新闻环境中。
“你看《大公报》、《文汇报》，就继续看《大公报》、《文汇报》；你喜欢《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就继续看，结果大家永远不能聊天，因为同一件事，大家所接收的资讯都不同。”陈濬灵认为，事件总会有不同角度，但当大家只聆听合意的角度，个人理念及意识形态会不断被巩固，久而久之便没有任何思想冲击和交流，令各方立场与价值观渐行渐远，难以消除分歧。
陈濬灵说，同温层现象令大家只想看见与自己相同意见的资讯，“大家并非在搜集资料，而是有前设，接着去寻找一些符合自身判断的资讯，所以来来去去看的都是这些资讯，一旦发现与自己认知有所偏差就说是假的、不算数。”以反修例风波下多场警民冲突为例，示威者眼中的“黑警”，被内地人形容为“英雄”；而被当局斥为“暴徒”的激进示威者，则被支持者封为“勇士”—这无疑都是同温层之间难以对话的写照。
后遗症二——急于表态，情感主导
基于确认偏见，在讯息碎片化、传播几乎零成本的互联网时代，以图片和短片为中心，社交平台更看重易于传播、获赞数较高的内容，亦较为忽视内容的质素。陈濬灵打趣说，大家分享转载，不外乎为获取认同，“如果没有人赞好，大家会不开心。当大家传递资讯时，也会考虑有没有人会喜欢。”
“无领袖、无大台、无脸孔”，不少媒体这样形容反修例风波。在往日的社会运动中，主流媒体也将镁光灯集中在示威者的面孔之上，但当“没有大台”成为运动参与者的共识，记者及大众只好在论坛、社交媒体平台及通讯软件中追寻零散的信息。
社交媒体追求即时、速度至上，传媒与往日相比更难把关，查核事实的时间也遭压缩，遑论那么急于就话题即时发表看法的意见领袖；同时，基于资讯泛滥，用户只会按标题决定是否点阅，或凭既有立场贴上标签，那么，人们与事实之间的距离究竟拉近或更远了？陈濬灵表示，社交媒体平台易于传达简短信息，他甚至怀疑没有太多读者会认真阅读长篇帖文，便仓促留言；然而，由于社交媒体追求用户的即时回应，当用户急着表态归边，便少了理性思考及讨论空间，这样的传播操作会使观点变得相对简单，更易造成分化。
他解释，基于演算法及不同政见，各人窥视的世界有天渊之别，社交平台的本质是市场营销工具，当你赞好某一观点或产品，与它相近的帖文必然在你的社交平台接踵而来，“它只会迎合你的口味，推送你喜欢的东西，当你每天倚靠这些渠道收取资讯，（资讯面）会变得狭隘，始终它非全是客观、经查核的事实，这样大家便变得愈来愈归边及极端，沦为情感操控，你一是恐惧、一是愤怒，甚至仇恨。”
当社交媒体、通讯软件、媒体直播成为受众的资讯来源，在即食文化下，一些事件裁掉前因后果，或只剩下煽情的画面。例如7月30日，一名警署警长在葵芳港铁站外两度举起散弹枪指向群众，擘枪画面当刻在社交平台疯传；陈濬灵强调并非为他人说项，但他担心大众只从片段得知片面资讯，没有前因，亦欠缺后续思考，令社交媒体变成一个表态平台。
“社交媒体会影响判断，你单看一片段必然会愤怒，我并非说你要中立，但这对整个局面毫无帮助。”他接着说，现时大部份的政治议题错综复杂，没有人知道所有事实，大众无可避免需要从他人之说了解事件，又或跟随他人在不同平台上的呼吁作出行动甚至批评。这未必代表大众没有深思熟虑，但他提醒：“既然你不知道所有真相，变相指摘时要更小心，双方也要记着自己没有全部事实，所以才需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何以这土地泪再流……”在这五个月来，市民除了游行集会表达诉求外，不同类型的抗争亦遍地开花。被网民封为“香港之歌”的《愿荣光归香港》于8月底在Youtube发表，自此在全港各区快闪高唱，数以百计的港人在午膳、下班时分或假日，一同随着音乐合唱，期间在商场中庭转圈跳舞，高呼“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旋律迄今萦绕不散。陈濬灵看在眼内，直言这种“团结”很危险，有关举动无疑能团结大家、提升士气，但亦变相更难创造独立思考及讨论空间，遑论多元声音。以特首林郑月娥于9月4日宣布撤回修例等四大措施为例，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的民调结果显示，有逾75%受访者表明“不收货”；陈濬灵好奇，“究竟有多少人是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当那些民调结果并非100%（缺一不可），你一方面叫口号，但另一方面你并非完全相信这回事？”无可否认，民调结果有参考价值，但市民诉求各异，不可全然作准，而集体主义影响独立判断，这是大众需要提防的。
后遗症三——齐为正邪定分界？
香港社会运动处于进化阶段，由五年前雨伞运动中的互拆大台、互相推卸，变为今天的“不割席、不谴责、不笃灰”，但不难发现，在示威者的圈子里，一有丝毫异见便会沾上“分化”的污名。当思想流于非黑即白，意识走向极端，是长期活于同温层的后遗症之一。
所有示威者都是暴徒、警察都是黑警……这些说法充斥着整个社会，两方阵营急着为对方定型，将身份与举动统统划上等号，这“一竹篙打一船人”的现象在香港并不罕见。陈濬灵形容：“你投票给建制派便是蠢人、没教育水平，（贪图）蛇斋饼粽；票投泛民、本土派的选民才是真香港人，这些归边是不公平及不合逻辑的。”这些以偏概全的想法在日常生活比比皆是，而复杂的政治光谱及价值判断成为一个只有两面的铜币，“大家会自然归边，但其实不只有两边。”
现时陈濬灵参与港大心理学系社区行动研究组的工作，主要研究示威者变得激进的演变因素、家人关系与政治意见可以如何处理等。他曾在《南华早报》写下对这场运动的观察，当中提到社会两极化及去人性化的问题，在立场就是真相的时代下，社会渐趋两极，不论对社会气氛还是人际关系，也会造成负面影响。网络世界的对立早已蔓延至现实世界当中，近日曾出现青年与家人疑因政见不合引起争执，继而轻生的新闻事件，他慨叹长久下去，对大众的心理健康、以致本港公共卫生所造成的破坏难以想像。
“为什么支持警察执法就是正邪不分？这是有趣的地方。”自运动发酵至警民冲突后，“黄蓝是政见，黑白是良知”这句口号渐渐冒起，敌我矛盾日渐明显，从雨伞运动中政治立场的蓝黄之别，演变成道德批判的分野，他认为，以个人的政治决定界定人性很危险：“大家很快将对方归边—他所做的是反映了他的人性，而非环境所催生出来的行动。”
后遗症四——我的常识不是你的常识？
对民主发展而言，媒体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媒体数量变多，好处是不再有一家之言，但坏处就是民众开始缺乏共同的说话基础。台湾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专任副教授兼任系主任胡全威解释，尽管民主政制是多数统治，在决定政策前仍应寻求多方共识，当中包括客观事实与价值判断，而传统媒体的功能在于为大众建立共同的认知基础。
他解释，媒体没可能百分百呈现社会真实，亦有自身价值取向：如一方说台湾与两个邦交国断交，批评总统蔡英文施政糟糕；另一方说联合国邀请蔡英文发表演说，台湾越受国际重视，两方观众所看的焦点及客观事实并不一样。当社会事实是一回事，媒体事实是另一回事，而不同同温层所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时，便难以有基础展开对话及达成共识。
这一代活于互联网时代，网络成为传播资讯、孕育观点的土壤，大家在接收信息上有如此巨大差异，只是人们没有试图离开“回音室”，反而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其中：我们先按个人偏好筛选资讯，再由新媒体的过滤机制筛选，结果每人活在过滤泡泡当中。如台湾的同婚合法化公投被否决，便令一众活在社交网站中的年青支持者当头棒喝，面对结果逆转，胡全威形容：“他们无法理解这个社会为何有不同的声音，因为这与他们所接触到的‘common sense（常识）’，是多么的不一样。”同温层之间欠缺共同感会造成可怕后果，“你怎样去说服对方，你的事实、价值观跟对方的不一样，完全没有共识可以坐下来说话。”公共讨论变得异常困难，因为连事实的共识也不复存在。
在廿一世纪如何面对资讯、清醒同行？从自己做起，也许就是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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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87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4日）《“同温层”之乱 “从众”四大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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