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冲突一个月 “蓝”校长何玉芬：我只想细路平安
上月13日，示威者占据比邻交通要塞—红磡海底隧道的香港理工大学校园，他们向通往隧道道路投掷杂物，意图瘫痪来往港九两地的交通。事件进入第五天，情况急剧转坏，警方封锁进入校园的出入口，切断理大对外的所有连线，声言会以“暴动罪”拘捕所有从理大走出来的人。困于校园内的示威者曾多次突围均不得要领，有示威者以汽油弹及砖块逼退警方，警方则以橡胶子弹、催泪弹及水炮车还击，双方你来我往，弹药声不断，火光处处，水炮车的蓝色喷剂染满街道，校园俨如战场。
18日凌晨，传出警方将攻入理大校园，到了下午，红墙内外流言不绝，有指警方将血腥镇压，网民随即发起“营救行动”，从尖沙咀、油麻地出发，试图进入理大，但均告失败。当晚，警方甚至扬言如果示威者继续用汽油弹与弓箭等致命武器，警方会实弹还击。
那天早上，理大校长滕锦光发表录像讲话，表示因警方反对而未能到场与学生对话。但到晚上，逾百位中学校长、教师主动进入理大“营救”学生，男的西装笔挺，女的穿着高跟鞋，由于陆路交通受阻，他们一行人从立法会徒步到湾仔码头，乘搭渡海小轮到红磡，再走至理大附近。迦密爱礼信中学校长何玉芬便是其中之一，问她为何，她说只想每个“细路”平安回家，即使被误会为“蓝”，被误会为是“林郑月娥”的班子，她也只是轻轻一笑置之。
何玉芬忆述，18日下午收到来自社福界朋友的讯息，内容大概是连本来获通融、可自由进出的社工也被禁止进入理大校园，“社工本应去现场支援，但似乎也不行了，事情再发展下去会怎样呢？如果里面的人出不来，就会以暴力突围，警察也会以暴力回应，预计会比之前流更多血。”
唯一动念 只想学生安全
作为中学校长，知道里面有中学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作为中学校长，知道里面有中学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带着这个想法，她组织了一群中学校长，又找到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叶建源，立即草拟了一份声明，并召开记者会，临时决定要去理大现场，尝试进去“执细路”。从立法会出发到理工大学附近，用了将近三个小时，边走边收到不同校长及老师的求助电话，在电话与电话之间，她才想起许多后续问题—例如成功“执仔”后又如何呢？是怎样登记资料？万一被捕，应找谁？
回想起来，她也忍不住笑自己和身边的校长：“明明校长都属于比较理性的一群，平日都从管理角度出发，但当晚有没有细节部署？有没有完整的计划呢？好像又……”她顿了顿，续道：“但唯一，我们想学生安全离开，他们不能够上警车。”
走了很远路，与警方、社会福利署人员周旋了很久，一行人才得以踏进理大。甫进去便听到被困者叫骂：“你们来干什么？你们是不是来骗我们走出去？”何玉芬的名字及电话更被上载至网上讨论区与社交平台，有人说她是“蓝”的，有人更说她是特首林郑月娥的人，全因为她是今届政府青年发展委员会的委员。
“当时公开自己的电话，是希望让想来的或想找学生的校长联络到我⋯⋯”何玉芬展露出一贯的笑容道：“开学那天，我才叫同学不要因为政见不同而排斥别人，想不到会发生在我身上⋯⋯不过，我怀疑林郑知不知道我是谁？哈哈！”她明白这种标签背后源于不信任，在她面前是一个个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失望的受伤灵魂，“不是一次爆完个（催泪）弹就解决了事情，它深深腐蚀了每个人的信心。即使我面对镜头大声疾呼（澄清），他们也会不相信。”
大众已不相信用‘和理非非’的方法可以带来对话的机会。政府没有适切回应，次次出来都是说一样的话。不要说年轻人，连大人也有这种感觉。
“在整个社会事件中，由政府到警方都展示出对话与信任的割裂。一次又一次清楚的诉求，起步时是很少有大型冲突，大多数人走出来都是和平理性的，但慢慢发现，原来无论是真相也好、政治上的对话也好，都体现不到，慢慢……和平游行几近消失，（大众）已不相信用‘和理非非’的方法可以带来对话的机会。政府没有适切回应，次次出来都是说一样的话。不要说年轻人，连大人也有这种感觉。”
违法与否 他们都是学生
当“黄”的质疑你是“蓝”，“蓝”的又说你作为校长是助长“暴徒”暴行，有没有一刻觉得“左右不是人”？在何玉芬与一众前去“营救”学生的中学校长眼中，无论学生有没有做任何违法行为，他们的身份依旧没变，依旧是自己的学生，“我们不是惩教人员，也不是警察。我们不用帮警察做执法工作，我们只做教育工作。”
“教育工作不是说他（学生）犯法不用承责，我们也从没有讲过他们一定不用承担责任。当刻是觉得他们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们是他们的师长，我们愿意承担起照顾他们、令他们感到安全的责任—当然，我也曾质疑是否可以做到，但当刻觉得警方或者政府要考虑什么都是后话，总之，我们想就算不可以（让学生安全离开），也要有部份校长可进去（理大）。”
网传有自愿离开并被警方抄下身份证号码的学生，翌日便有警方上门搜屋，加上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一改口风，称自愿离开的青年是“自首”，校长们不得不立即再发声明重申立场，强调“学生自愿离开不等同自首，自首是承认犯罪”。何玉芬对李家超的言论感到愕然，“这是我们由始至终所坚持的，这不是一个自首行为，学生走出来不用上警车。”对于网传消息孰真孰假，她表示已多番向其他校长求证，暂时没收到任何经核实的消息。
示威者被警察围困校园，不但随时会断粮断电，还得面对外界此起彼落的“血腥镇压”流言。他们害怕，人人都想逃走，试过往校园外跑、跳下火车轨、潜进坑渠、天桥游绳⋯⋯为了不想被捕，他们以性命作赌注。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成功的人因为逃得掉而对留守者感到内疚，失败的人退回校园，再度寻觅出路。
渐渐，走的人多了，留守的人少了。由一开始有逾千人，到几百人，再到几十人⋯⋯一个个离开，何玉芬说她是在第二天（19日）才进入理大，已经很难看到留守者的身影，她与两位老师逐栋大楼、逐层逐间房叩门，见到留守的痕迹：睡袋丶吃过的杯面丶喝了一半的樽装水……“当中有多少人在困局中逗留过、受困过、遭孤立过？他们出来之后情绪会怎样呢？我相信很难不出现创伤后遗症。”
大人不是高墙 没人能放弃细路
她看见“细路”就主动攀谈，但大多都不理会她。她遇到一个仅15岁、称呼自己为“全职抗争者”的中学生，“（从对话中）看到他感到孤单：与家人撕裂，同伴又愈来愈少。（他）像是上了马车，上的时候未必很清楚为何要上，你叫他下来，他也不知怎样下来，他已经参与了那么多次示威、做了那么多，我也不敢直接问他是否知道自己的初衷是什么。（青年）对未来的感觉是很无力的，但可惜的是，他们身处于这个时空，经历了又可惜又可怕的日子，认为自己nothing to lose（没什么可输），甚至是他们的life（生命）。”
对于“大人”，他们失去信任，于是把“大人”想像成是敌对的“高墙”，作为教育场所的学校亦首当其冲，居于上位的校长、老师无可避免地被看作会打压学生的“高墙”。“作为教育团体，学校真的不可能是不同政治持份者表达政治诉求的地方，学生（行为）有时会踩过了少少界，对校方很不信任，连倾也不倾，‘黄’的‘蓝’的都会骂（学校）。”仇恨的魔爪不断伸延，“当愤怒愈来愈escalated（积压），（学生）就将对政府的不满迁怒于学校，这是真实存在的，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何玉芬身兼辅导教师协会副主席，过去曾到不少学校举行生涯规划的讲座，教导老师如何指导将要升学或就业的中六学生如何思索前路。在这半年，她曾思考老师在这个时候最想听的是不是情绪治疗？生涯规划说来有没有用？还有人想听吗？可是，在青年愈觉得前路昏暗的时候，她愈希望为他们点一盏灯，灯未必能指示他们走一条绝对美好的路，但至少让他们看到未来有无数可能。
有人是很恐吓式地说，不会聘请未来几年的大学毕业生，这样的说法真的很不理性，是很晦气的话。
对青年，她温柔；对成人，她棒喝。“有人是很恐吓式地说，不会聘请未来几年的大学毕业生，这样的说法真的很不理性，是很晦气的话。如果大人可公平冷静处理不同事情，他们（青年）是会看在眼里。”
何玉芬常叫青年做“细路”，笑说只是因为他们的确比自己年轻，毫无贬低之意。“大人”与“细路”不该是对立，世代与世代之间是命运共同体，难言谁放弃谁，“他们真的不是奇怪的人，（脱下装备）就真的只是我日常在学校见到的学生而已。”封锁校园将近两个星期，警方终于11月29日解封理大，“现在河流被污染了，在下游的水肮脏得很，要不断过滤，但上游的污染不去处理，问题不去解决，下游做什么也没用⋯⋯现在叫学校要纪律处分那些学生，是再把我们仅有的信任关系重新对立起来。”
现在河流被污染了，在下游的水肮脏得很，要不断过滤，但上游的污染不去处理，问题不去解决，下游做什么也没用。
“细路只会觉得，还有什么好讲（对话）呢？”过去半年，由初夏走到初冬，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没有因为冬天的到来稍为降温，而下一个夏天到来，会不会又把仇恨的火种再烧得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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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19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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