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半年】校园成战场 我和我的学生：该教？不教？
“警方今早在上水拘捕12人，涉嫌管有尖锐的路障、铁钉、电钻等，怀疑用作刺穿车胎，被捕人士中有6名学生及1名报称教师……”听到电台传来的这段新闻，小巴司机说了句：“后生读屎片，先生教屎片。”“Call台”传来其他司机七嘴八舌的讨论，“都唔知点教，教到成班黑衫（人）搞事。”
过去半年，香港因为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运动而致烽烟四起，示威集会成为日常，不论黄蓝阵营都不能否认，整个香港没有任何人能够独善其身，“政治”已渗透每个人的骨髓。当中大、理大校园先后爆发严重冲突，当被捕学生人数不断上升，当人人关心那11岁的小孩戴上猪嘴面罩站在前线当“冲冲子”（勇武冲击的抗争者），即便有再多人呼吁“学校远离政治”，但舆论的剑锋似乎已指向一众教育工作者的颈项，老师的一言一行，无论是校内或校外，犹如置于放大镜下备受注目……
12月6日，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以17人赞成、12人反对、无人弃权下通过由民建联议员葛珮帆和张国钧提出针对教师操守的无约束力议案：
要求教育局严肃追究违法违纪老师，包括发放煽动仇恨言论，或怂恿学生参与非法集会或街头暴力，以及呼吁所有学生不要在网上发放任何暴力罪行或仇恨言论。
有人说，这是新一波的“清算行动”。自青年被捕的数字公布后，不少舆论把矛头指向教育界，一众教育工作者仿佛成为了青年上街抗争的始作俑者。从前，香港教育制度时常被诟病过于追求精英主义，“求学只为求分数”，但在这半年以来，建制中人重新定义了香港教育问题—学生被老师洗脑而参与违法行为。
“正是他们在毁掉香港教育的优良声誉，在毁掉香港教师这一神圣职业，在吃着孩子们的‘人血馒头’制造政治话题。他们不怕‘暴力病’传染给更多的学生……他们只是一味地‘为反对而反对’，何曾半点珍视和敬重教育？！”—《人民日报》12月13日
“在校园里，一些无良教师利用话语权在课堂……将个人政治立场灌输给下一代，危言蛊惑心智尚未成熟的年轻人，让其中不少人成为不辨是非、蔑视法纪的‘黑衣人’。”—《新华社》10月9日
“为何他们不会认为反而是有这样的教育，所以，他们（前线示威者）才不会更加extreme（极端），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是少数？因为我们一直在教理性思考。完全不去讲（社会事件），希望学生乖乖地坐在课室里，这只是回避问题、不去处理。这是最理想的吗？”刚在9月才新入职的中学老师家泳如此说。面对坊间的质疑，她心里有许许多多的冲动，包括想驳斥建制派对通识教育的穷追猛打，也包括质疑学校应否远离政治。
学校不可能不谈政治，历史科说每个政权的轮流交替，有其存亡兴衰的理由；通识科里“今日香港”的单元不可能只讲“狮子山精神”，而不谈香港从殖民地到特区的政治体制。所以，愈来愈多人问应该怎样谈才合适，许许多多的教授学者都“蹦”出来，给出不同准则，但不外乎是理性讨论、立场兼容之类。
半载反修例运动 老师都变“新丁”
只是，在教与学以外，老师面对“勇武”学生的提问，面对有学生被捕，他们心里总有同样的想法：是不是行多一步，就可避免事情发生呢？但下一刻又会想：自己可做到什么地步呢？很多很多问号在这半年不断累积，不论是资深还是初出茅庐的教师，在反修例风波中都变“新丁”。
同样是中学老师的阿莹忆述，9月开学的第一天，她走入课室，刚把一堆表格文件搁在教师桌上，便有学生在座位上大声问：“Miss，你是‘黄’还是‘蓝’？”另一名学生则问：“老师，你上个星期有没有去（抗争）？”结果，全班同学随即起哄，阿莹感受到一双双热切的目光注视着自己，心下犹豫：是答还是不答？是承认还是否认？
最后，她笑笑口带过问题，以其他话题转移学生的视线，“我不只怕有人举报，那种要当着全班学生回答政治立场，就像‘公审’一般，这才叫人害怕。”
“如果有学生这样问我，我会反问：‘这样问有意义吗？’”与阿莹不同，家泳的回答更为坦白直接。她托了托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说：“我个人是不用‘黄’、‘蓝’去区分别人，如果我是的话，大概也不会愿意接受你的访问吧！”
在家泳眼中，如果只是简单答学生一句是“黄”还是“蓝”，只会让学生以为老师已持既定立场。她更想做到的，是让学生理解什么叫“立场”，“与其问立场是什么，不如让他们知道这一切是建基于什么才更重要，是不是每个人都要take side（站边）的呢？是不是只有100%‘黄’或100%‘蓝’的人呢？立场先行是没意思的，你是‘蓝’便杯葛你、便可淋红油吗？所有的盲撑都是不好的。”
反修例风波持续至今，“黄”、“蓝”之间愈见对立，情况比2014年雨伞运动时更严重。不少人把“黄”、“蓝”说成是人性与良知之别，这种论调不独在社交媒体上出现，课室里也有。家泳记得有次上通识课时说起某项政策，“黄”的学生拉到反修例事件来说，“蓝”的学生则会反驳，双方你来我往，寸步不让，“你要交流意见，要make sure（确定）是‘交流’。吵架是没有意思的，诉诸情绪也是。我大声时你又大声，斗大声是没有意义的。”
你要交流意见，要make sure（确定）是‘交流’。吵架是没有意思的，诉诸情绪也是。我大声时你又大声，斗大声是没有意义的。
“他们原来可能是朋友，但今次（吵架）后会认为对方是什么人？作为大人，最要好的朋友很多都是在中学时期认识的，但中间插了这样一宗社会事件，对他们（学生）来说，之后回想会有怎样的感觉？”
怕见学生被捕 可做之事有限
他们以后的路会很难行吧……更重要的是，历史会如何记录他们呢？
阿莹害怕在电视直播上看见熟悉的脸孔被扣上手扣或带上警车，暴动罪最高可判监十年，“是十年……十年啊！他们以后的路会很难行吧……更重要的是，历史会如何记录他们呢？”教历史的她知道，历史通常由成功者撰写，谁胜谁便万世流芳，谁负谁便让后世奚落。那些被捕的学生，他们是“不畏强权的抗争者”，还是“无法无天的暴徒”？
身为老师，她们坦言可做的事少之又少。“现在的细路你阻也阻不了。你只能尽力叫他们考虑清楚，叫他们衡量风险与自己的能力，但他们周六周日要去哪里、做什么，谁知道？”阿莹不是想推卸师长的责任，只是她更清楚，在资讯爆炸的年代，学生不再是只懂囫囵吞枣的一代，不再依赖老师单方面“喂食”，学校也不再是吸收知识的唯一场所。在她眼中，教育不是要培养出一个个犹如倒模般、听教听话的“机械人”，而是让他们懂得独立思考并作出个人选择，纵然他们的选择未必如成年人所料，但终究是他们的个人决定。
家泳认同阿莹的观点，只是心里多了一份矛盾：“面对着未来一两年将会成年的学生，我不可能只说一句‘行或不行’，如果他很认真地告诉我，他清楚后果，即使我说不行，他也听不入耳；如果是抱着‘人出去我又出去’的心态，我当然会力阻。”她叹了口气道：“不过，我也希望他们尽量不要出，与我个人认为事情是对是错无关，是纯粹不想我的学生发生什么事，不希望看见（被捕）那个是他们。”
我会挂心的是，长假期后回来（班上）是不是人齐？会不会少了一个？
保安局表示， 6月9日至11月21日，警方因反修例风波共拘捕5,856人，18岁以下的有902人，占总数约15%。最年轻的被捕者仅11岁，12至14岁被捕者有159人（见图）。另外，有4,698人的案件仍在调查中，当中938人已完成或正处于司法程序，被落案控告人士中，18岁以下的有102人，占总数约10.9%；报称学生的有362人，占总数约38.6%。
违法背后有因 对错界线模糊
抗争模式愈来愈多，亦愈趋向“违法”，像“狮鸟”（“私了”谐音）、“装修”（示威者以此形容破坏行为）蓝店，像在没有不反对通知书下游行集会而触犯“非法集结罪”，还有更为复杂的《禁蒙面法》争议。要怎样向学生解释这一切？
“有时候，我也不知怎样做才是最好，不知怎样向学生解释为何有些违法行为会有人接受。”阿莹提到通识科教香港法治时会谈及法治精神这基本概念，“我只能站在通识立场告诉他们，法治精神最基本的是‘有法可依’，最高的层次是‘以法达义’……除此之外，有时我会思考是否可进一步告诉他们：当有‘恶法’出现、制度出现问题，是否一定要遵守？”
这令阿莹非常纠结，因为她怕这种说法会变相鼓励学生违法，“谁会叫学生去送死？”记得有学生曾对她说：“畀人拉都无所谓，读书有咩用？香港都无未来。”她内心深处最害怕这种视死如归的宣言，所以她犹豫了。
家泳则给出另一个答案：“这件事（犯法）对不对？一定不对，但我理解它背后的目的，这种理解不会正当化事件（犯法行为）。如果所有事情都只停留在讲what（什么），是很粗糙的，没什么好讨论。”她解释，行为背后必有动机，单纯看行为而忽视动机，不能完完全全解释为何现在的违法行为仍得到一定数量的市民支持，“这是一种思维训练，有助大家好好分析理解，不会陷入‘二元对立’的局面。”
有立场不专业？ 好教师如何定？
立场偏“蓝”的人会视这种讨论为鼓吹学生参与违法行为，因为没有明确阻止学生去做。阿莹与家泳慨叹，反修例风波中衍生的不信任不只出现在市民与政府之间，还出现在家长与学校之间。有老师表示，曾有家长把他在社交平台发表针对反修例风波的帖文截图，并向办学团体投诉，老师因害怕饭碗不保，迫不得已“噤声”，甚至关掉社交平台帐户。对社会事件有立场，就不能成为一位“好老师”？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于12月20日表示，目前有80位教师及教学助理被捕，局方至今收到123宗与近期社会事件有关的教师专业操守投诉，当中有13宗已完成处分，包括发出5封谴责信、7封劝喻信，另有1名官校教师涉使用不当教材被停职调查。此外，有30宗个案不成立，31宗正待教师回复，以决定跟进行动。
“每个人都有立场，那所有人也不用教吧？因为有立场便不专业吗？这是完全不合理的。”家泳带点愤怒地说：“这是对教师专业的不信任。我可以对大家讲我是‘黄’，但专业的意思是，不论你个人立场如何，在教学的过程中，你去帮助学生思考，而不是收窄他思考的范围。你与他讨论，是梳理他的想法，不是鼓吹他去做某件事。用医生作例子，他不会因为你是‘黄’是‘蓝’而不救你，也不会因为你是大陆人而不输血给你。这便是专业。”
受访的老师都再三叮嘱，不要披露他们的真实名字，以为他们担心“饭碗不保”，得到的回应却是：“我是担心学生有麻烦。”家泳在访问快将完结时说：“即使政府今天说可满足‘五大诉求’，但很明显的是，我们回不去了，太多东西已失去了。”
（以上受访者名字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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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19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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