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调．一】我在反修例现场做调查：示威者的想法
“如果香港人主流意见令我无办法再担任行政长官，我会辞职。”—这是特首林郑月娥2017年许下的竞选承诺。两年多过去，受扰攘逾四个月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风暴影响，林郑民望急跌至22.3分，屡创新低。然而，当记者多次问及她会否履行承诺、辞职下台时，她总是斩钉截铁地说“不会”，而称会“继续努力”，令香港走出困局。
半年前特区政府误判民情，强推修例，但事到如今，当局仍然背离民意，不但没有主事官员问责下台，更坚拒成立获主流民意支持的“独立调查委员会”。究竟，民意为何物？它与政府决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对此，三位从事民意研究工作的学者，各有说法—
民意不单是数字……我们不是要去drive public opinion（带动民意），而是去reflect（反映）。
民意不能盲跟，但不能不看。
民意只是政府政策参考的因素之一，每届政府与特首也有自己想做的事，即使有人反对，但他（特首）觉得这是对香港整体状况有利，他也不会因有人反对而不做。
现场民调：示威者在想什么？
袁玮熙本来研究社会运动，“半途出家”做民意调查。他未必说得出民调的发展理论，也数不出民调存在了多长时间，但他一直学习从民调结果看每一场社会运动的复杂性—那关乎每个人参与示威的缘由—是对核心价值的维护？是对民生焦虑的爆发？是受外国势力的煽动？袁玮熙形容，过程像在“剥洋葱”，要一层一层去理解，“可以看到很subtle（细微）的事。”
他与他的团队成员—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香港恒生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邓键一、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郑炜，自6月开始，几乎每个周末都离开“象牙塔”，跑到群众聚集的示威现场，看看他们是什么人，听听他们说的话。至截稿前，他们已进行了25次现场民调。
我们不是想set agenda（设计议程），只是想了解他们。（民调）价值不在于exact（确实）数字，而是他们（示威者）的复杂性。
大声不等于有代表性
“你以为叫得最大声的口号，就最有代表性？其实不然。”
7月21日，民间人权阵线（民阵）发起第六次反修例游行，由维多利亚公园步行至湾仔卢押道。不少示威者到达终点后继续前行，先是短暂占领夏悫道，及后再有数千人游行至西环中联办外，期间一直叫喊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那是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在2016年参加立法会新界东补选的口号；他后来因旺角骚乱被控暴动罪及袭警罪成，如今身陷囹圄，而那句被人们遗忘了一阵子的口号，就在愈演愈烈的反修例浪潮中被唤起，出现在每一次的示威现场。
“早期的示威口号是‘香港人加油’。现在我们听到好大声的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我们想知道的是，它到底有多代表示威者，因为当它被叫得愈大声的时候，我们的错觉是它愈能代表示威者。但民调发现，它不是大家最认同的口号，虽然认同率高，但不及‘香港警察，知法犯法’或‘没有暴徒，只有暴政’。”
根据团队8月中旬发表的数据，以8月4日的将军澳游行及港岛西集会为例，认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口号非常能够代表运动的比例，分别有67.5%和71.1%，的确低于“香港警察，知法犯法”的89.9%和91.0%，以及“没有暴徒，只有暴政”的92.3%和91.9%—这个和大家的印象存在一定落差的结果，如果不做现场调查、不听示威者所说，便不得而知。
剥开“洋葱”寻找缘由
美国国会复会后，曾有示威者挥动美国国旗，到美国领事馆外请愿，促请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事实上，这样的场景，并非首次出现在反修例浪潮的示威中，而外界亦对他们的动机众说纷纭；于是，袁玮熙的团队尝试去剥开这颗“洋葱”。
“第一层问，法案有没有用？再问，美国是真心帮忙还是出于自身利益？这是洋葱的另外一层—这一条有点controversial（争议性），有人认为挥动美国国旗只具象征意义，不代表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再问）怕不怕得罪中央政府，又是另外一层—问的是，怕不怕有后果；如果怕，为何要做？—这又是另外一层，（是否）nothing to lose（没有什么可输）？在这一层中，会见到中产与基层对‘揽炒’的接受程度。即使他们都支持，但接受程度并不相同。”
不少人认为，反修例运动是2014年雨伞运动的升级版，包括持续时间、行动模式及团结程度，当中后者最为人乐道。伞运期间，袁玮熙和郑炜曾在三大占领区（金钟、旺角、铜锣湾）做过现场民调；根据袁玮熙的观察和统计所得，香港的社会运动每进行到某个阶段就会分裂，“像‘雨伞’时，金钟和旺角、‘和理非’和‘勇武’就会互相指摘”，而反修例运动则非常团结。
现场调查有这样的一条问题—你对较激进示威者有何看法？结果显示，认同“他们正在为我发声”的受访比例，由7月21日的63.8%，飙升至一个月后的83.5%；而同意“我们坐在同一条船上”的，亦由69.8%增加至87.9%；同意“和平集会和冲击行动互相配合才可以达到最大效果”的，则由7月1日的71%，上升至9月15日的89.1%—这些数字显示，对示威者而言，“和理非”和“勇武派”之间有“命运共同体”的想法。这是运动初期最令袁玮熙感到惊喜的观察，大概也是运动得以延续逾四个多月，而不像伞运般悄然退去的一大原因。
建制集会者质疑问卷倾向
反修例示威现场高喊“警察滥暴”，撑警集会则叫喊“支持警察执法”—袁玮熙的团队都有去，做了一样的民调，得到不一样的反应。在反修例现场，问卷调查的整体回应率是87.6%，而 “守护香港”集会则只有四成左右，“可能是因为协助进行问卷调查的都是大学生，（撑警集会）人士比较抗拒，也不太了解什么是survey（问卷），怀疑我们的问题在‘陷害’他。”
例如其中一条会问：假如你有下一代，你希望他们倾向“独立思考/尊重长辈”、“有好奇心/有礼貌”、“服从/质疑权威”、“守规矩/为人设想”？团队原本想从中了解受访者的价值观，但建制集会受访者不满问题的设计，他们认为选项不应对立、可以并存。
如果我问，要焗猪排饭还是粥？大家很可能会选前者。但如果问，要焗猪排饭还是干炒牛河，就可以突显你真正的喜好，因为两个选项没有明显倾向。如果个个都选同一个（答案），那便没有意思，不会测试到任何结果。
在问答之间，调查团队也发现，建制集会参与者较少有明确答案。例如，当问及受访者是否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建制集会的参与者倾向中立，而反修例的则相当明确。
另外，在邀请建制集会参与者接受问卷调查的过程中，调查团队听到的拒绝理由不外乎“怕和朋友走失”、“怕和组织如同乡会走丢”，但在反修例现场，就没有出现这些画面。“他们（建制集会参与者）没有一个很一致的看法，自己没有很强烈的意见。他们的意见是expressed in terms of the groups（团体表达），而反修例的是in terms of person（个人表达）。这可能是反映了他们对政治的某种态度：个人意见未必最重要。”
没有调查易各说各话
每完成一场民调，团队都不会立即发布结果，以免被质疑“带风向”。袁玮熙强调，他们的调查“不是想逼政府做事，而是表达示威者想讲且不能讲的事、是市民希望了解的问题”。
林郑月娥说反修例示威者“no stake in the society”（在社会无地位），而袁玮熙的调查显示，示威者大多是高学历、收入高于社会中位数的一群。对他而言，民调不是数字，而是有根据的科学的。
袁玮熙解释，不做调查的话，来自不同阵营的媒体，可能对示威者的身份背景有不一样的描述，“政府可以声称他们都是教育程度较低的一群，示威者也可以自己claim（声称）自己是什么人。”正如没有独立机构统计游行人数时，举办方和警方就会各自公布各自统计的人数。
不过，有人质疑团队的调查结果不尽不实，也有人批评他们偏袒示威者。袁玮熙不讳言，现场调查的确有不少限制，“什么叫支持？什么叫反对？这本来就很subtle。受访者可以原则上支持、但不认同示威者的某种做法。如果简化这些variable（变数），就是不好的民调；把它们细致化、一层层剥开，才是好的民调。”
特区政府因“陈同佳案”提出修订《逃犯条例》，面对各方质疑，当局选择对商界让步，却对大律师公会及其他专业团队视若无睹。6月9日的百万人游行，换来港府的“二读继续”；6月12日爆发首次激烈警民冲突后，林郑月娥才宣布“暂缓修例”，后又表示“寿终正寝”，但都未能平息示威；往后三个月内，面对散落各区的示威行动、愈发激烈的暴力抗争、旷日持久的社会撕裂，当局才于9月4日决定“撤回修例”。不过，这已无法满足示威者了，因为随着事态演进，他们的诉求还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撤销被捕人士控罪”、“撤销612‘暴动定性’”及“立即实现真普选”；可是，政府似乎无意再让步。
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为例，从现场调查结果所见，长期有逾九成示威者认为有关示威目的“非常重要”；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及香港民意研究所等社会民调结果亦都显示，有逾八成受访市民认为当局应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但政府仍然一意孤行。袁玮熙说政府不智，因为一面倒的民调结果反映，“市民仍然相信机制可以解决问题，这个背后本身便是一个很政府丶很governance（管治）的角度”，但政府却未能从善如流，著实讽刺。
“民调看到香港人是reasonable（合理）的。当示威人数巨大，必然会出现unreasonable （不合理）的ask（诉求），但民调可以排除extreme（极端），找到大家的common（普遍）认同。冲进立法会的人大多数是本土派或支持港独的，为何他们不叫‘香港独立’？为何他们沿用‘五大诉求’这泛民论述？这便是reasonable（合理），仍然在framework（框架）里做事。”
只是，再怎么“合理”，似乎也无法改变政府分毫。这不禁令人疑惑：民调有没有用？袁玮熙淡淡然说，当下畸形的政治体制，反而令民调更重要，“因为香港没有好的民主机制……因为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反映市民意见。”他的话有矛盾，也有晦涩，而他亦一再强调，要科学地进行民调，才能反映民意，而不是动员民意。
人人皆寄望当权者能实现自己所求，但当权者并未能事事尽如人意。这落差所形成的“怨气”，就像投进汪洋的小石头，无声掀起圈圈涟漪。周而复始的失落，令小石头一块一块地堆叠起来，终有天会露出海面，甚至填平大海。反修例这场大风暴，就是民怨日积月累的大爆发。
当民意与政府决策越走越远，民调又剩下什么实质价值？请看：【民调．二】政策倡议者看民意：不盲从但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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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18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21日）《反映民意VS动员民意 为什么要做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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