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黄衣男堕楼悲剧 政治冷感青年为何上街？
香港的大型社会运动，似乎总是离不开世代政治的框架。千禧年后，由80后、90后到“废青”；60后、70后到“废老”，仿佛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物种恰巧地住在同一个地方，一种是不计较物质的理想青年，一种是讲求物质主义的现实中年。这种世代的政治差别通常会被分析成“后物质转向”——年轻世代出生和成长于物质条件丰富的环境中，所以会比他们的父母辈更加倾向追求后物质价值。不过如果今天去问上街的年轻人，他们大多都可以列举种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置业、向上流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群其实也很物质的“后物质青年”呢？如果他们也觉得社会是不平等的，为何他们对左翼的政治主张似乎很不买账？
“其实我对政治真的很不熟悉。”步出快餐店的阿Gum一边整理头发，一边对记者说。如果你曾经在饮食业前线工作就知道，员工需要轮班工作，并要提早分批用膳，好让顾客能够在正常时间吃饭。阿Gum这阵子的上班时间是“晚三早一”，“放饭”时间是下午5时，即茶餐厅的下午茶餐牌还未收走的时间。
尴尬的进食时间习惯了就好，真正令阿Gum不习惯的是自6月15日一名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男子在金钟太古广场自杀后，一贯轻松的职场气氛变得一片肃穆。“你知道第一次有人在我的店舖旁边自杀，你会见到整个气氛不同了，你会看到整个气氛完全不同了。因为我的公司说得很清楚要大家（意指员工）开开心心，大家工作上会很乐观，经常笑，手舞足蹈，但你会看到那一阵子公司是一片静默，这件事让我觉得我想维护的东西，被人攻占了。”
7月21日，民阵发起的游行被警方要求把终点改在湾仔卢押道，当天下午5时，金钟道已经布满从卢押道蔓延过来的黑色人潮，阿Gum通常都是从金钟的太古广场走到湾仔的餐厅吃饭，只是这个多月来的金钟道，这个尴尬的用膳时间，多了大量这些走相反方向的黑衣人——他们都是从湾仔走到金钟的——特别是星期天。“我真的对政治不太敏感，我可以解释得到对政治不太敏感的原因。”
阿Gum成长在一个不太谈政治的家庭，记忆中上一次，也就是第一次参与的游行是2003年7月1日，十六年前他只有六七岁。第二次，或者应该说，第一次自己主动上街已经是今年7月1日的游行，第三次是7月7日九龙区游行。6月两次人数达百万计的反修例大游行，阿Gum都无法参与，因为在他工作的饮食业，雇员是很难在星期日放假的，而偏偏游行为了要让最多的人可以参加，总是在星期天或公众假期举行。虽然阿Gum没有办法参与每一次的游行，凌晨一点半下班的他会联络留守在立法会或政府总部的朋友，问他们要不要水或食物，“这些是我做得到的事情，人要生活，对我来说是没有办法。”
“例外”上街的青年：没特别留意政治，但会看新闻
上月初的两次上街对阿Gum来说其实也是例外——因为他为了后脑的纹身，请了十几天假。阿Gum一直强调自己是“现实”的，只是在公余或放假时间参与抗争。当他放假有时间，就“全副心神放了在7月7日那个九龙区游行”，找来了十个人组成“嘴炮小组”，向内地游客解释是次修例风波的由来，以及抗争者的动机，并询问游客们对这次反修例运动的观感，“放低自己”尝试去说服他们。
如果要比较，在众多所谓“遍地开花”的地区性游行中，7月7日的九龙区游行算是相对平和且谦卑的一次，因为有不少像阿Gum这样的人，特别准备了简体字传单，心平气和地向内地游客解释他们正在做的事，更有人提出用不同方言，例如上海话、闽南话，去接触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如此躁动的社会氛围下仍然有人愿意花额外的时间心力，用对方的语言去沟通。
即使阿Gum不断强调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可以做的事，但已经比好一部份人做得更加多。到底是什么驱使一个本来对政治相对冷感的人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呢？套用“解释工作完全失败”的政府官员的讲法，《逃犯条例》根本不会影响他的生活。阿Gum再次提到那宗近在咫尺的悲剧。“因为我是抽烟的，每次我走出公司门口，都会看到一群人在献花、烧香，觉得很心悒。”而自那悲剧之后，他不但自觉地参与，还去研究之前与特首林郑月娥相关的政治争议，“而你林郑月娥说话经常反口覆舌，还不只是这一次啊，我现在才开始看她以前的新闻什么的，湾仔那条什么街（记者：利东街），对啊，那些事情。这次你又说（示威者）是暴徒，又说不是暴徒……你这个人这样左摇右摆的话，你很难服众。”
继续阅读：“后物质主义”世代 追求比温饱更高的价值
上文节录自第17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5日）《讲了又讲的后物质主义 改变社会还是脱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