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调．二】政策倡议者看民意：不盲从但要理解
在香港理工大学一隅，有一个半荒废了的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是理大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钟剑华。中心门口有一张张用玻璃框框住的海报，上面印有中心的简介—透过公共辩论提升政策的认受性，借以政策为本的研究改善不同群体的生活。除了海报，门口还有一张1999年中心成立时，所有研究人员与学校管理层共约四十人的大合照。如今，物是人非，“只有一个full-time（全职），加上我这个义工，两个人。”钟剑华说。
看着中心内清空的电脑桌，不难想像在中心发展得最好的“那些年”，座无虚席的研究员们，用肩膀夹着电话筒做访问，手指则在键盘上飞快地跳跃，把受访者的答案载入电脑。
“一年搞几十次政策论坛，一年最多搞六十多次研讨会⋯⋯”钟剑华回忆道。
中心以政策倡议为研究重点，偶尔也做做民意调查，但不同于钟庭耀所办的香港民研，亦不同于中大的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在大学仍有充分资源支持中心营运的时候，中心还会为学生举办工作坊，教导他们如何做好社会调查报告，并提供基地予他们亲身体验。
刚成立时没做民调，只得政策研究。后来听说中央政策组（政府智囊）希望做多点民意调查，作为政府施政的参考。大学在这样的背景下，拨了几百万元成立电脑辅助调查组。2001至2010年上半年，绝大部份都是替中策组做的民调，每个星期至少做一次。
一晃二十年，中心的最后一次大型政策研究是去年完成的全民退休保障调查报告，当中包括民意调查和政策倡议。那时中心与全民退保联席合作，被指预设了政策立场，而钟剑华坦言，中心的确有鲜明立场，但民调有参考作用，可借此了解市民的倾向和疑虑。“我要思考的是，如何在政策倡议的过程中，令更多人知道我们的见解？向政府倡议时，有什么细节可以调整，让整个package（包装）更易获公众接受？”
以去年的全民退保报告为例，政府发表第一份咨询文件后数天，中心进行了历时逾两个月的第一次电话调查，以了解市民对政府方案的看法，再把结果交予全民退保联席。钟剑华忆述，当时发现较多青年怀疑全民退保，就建议联席宣传策略，以减低青年对全民退保的抗拒。
既不能盲跟 也不能不看
“民意不能盲跟，但不能不看。”钟剑华这样总结他对民意的看法—不论是倡议政策的机构，还是决定政策的政府。对于前半句，他以台湾2017年的年金改革作例。俗称年金的退休基金于2011年入不敷支，仅靠在职人士的保费及税收苦苦支撑，预计将于未来十五年内破产，届时在职人士退休后再取不到年金；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时期，已酝酿年金改革，但因反对人数众多而搁置；民进党蔡英文于2016年上任总统后，再度提出改革，仍遭公务员、公共学校教职员及退伍军人强烈反对，甚至发生退伍军人团体“八百壮士”包围立法院的警民冲突。
假如当时有做民调，一定过不了关⋯⋯但（年金）不改不行，站在政府角度，财政不能负荷，所以要发挥政府的领导能力，透过政治论述解释为何要这样做。
至于后半句，钟剑华认为民调有不同作用，既可以掌握民情，又可以作为游说的武器，还可以用作公关宣传。“你的口可以硬，可以拒绝承认，但民调把现实呈现在公众眼前，你愈拒绝接受，大家对政府愈反感。”钟剑华特别提到反修例期间的追踪性民调，它有别于针对个别问题的一次性调查，可反映市民对政府管治及警队执法的不满已成趋势。
“警方每天的记者会，所说的话摆明与市民对着干。民意你要知，你不顺从，也要理顺，不能当民意什么也不是。这样只会不断damage（伤害）自己的credibility（可信度）。”
“我们是试图影响政府”
那么，过去二十年内，由中心所做的民意调查和政策倡议，又曾否获政府接纳？能否发挥钟剑华所言的诸多作用呢？
“我们是试图影响政府，不知道是否算成功。2009年以来，每逢政府有重要的政策讨论，如举行扶贫会议及筹备施政报告时，都会找我们沟通。（2016年）政府做全民退保咨询时，民间搞了四次论坛，（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只去了一次，就是我们搞的那次。没有人冲（击）她，这便是我们的作用，到现在我们也深信我们是这样的角色。”
只是，这几年，政府再也没有找他们去聊政策、谈民情了。中心冷清了，但钟剑华仍不时在报章专栏分析政策、评论政情。值得一提的是，在专栏中，他都不以“教授”自居，而是以“研究中心主任”示人。他说，明年1月便退休了，不知中心会否被改组成普通的科研室？
人民理想中的政府，是以民意为决策根本。只是，政府实际对民情有多少掌握？又会如何利用民意？请看：【民调．三】曾经的官方智囊 刘兆佳：政策不能遇反对便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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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18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21日）《反映民意VS动员民意 为什么要做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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