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黑箱：日本之耻】日本MeToo第一人亲笔道遭遇
在中文版《黑箱：日本之耻》的封面上，黑色背景中的伊藤诗织显得很冷静，精致的面容，端庄的五官，两只眼睛直视着读者，似乎想把人看穿，抑或是想告诉读者些什么。“Black Box”两个单词像标签一样，覆盖在她的脸上，仿佛多了一层迷雾。可是，当读完这本书时才明白，这层迷雾背后的困惑与反思。作为日本首位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遭性侵的女性，伊藤诗织把自己被性侵后所经历的一切写下来。而这位自由记者控告的对象是另一位知名记者山口敬之。撰文：梁辰
字里行间，笔者无不感到冷静背后的绝望、无助。从整个控告过程来看，站在诗织对立面的，不仅仅是权力高位的性侵者，有时是漏洞百出的机构体制，甚至是国家文化。且让我们先了解事件经过。
难忘屈辱回忆
2015年4月的一天，伊藤诗织在疼痛中醒来，头昏昏沉沉，却发现自己被浑身赤裸的山口敬之压着，她陷入惊恐：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天晚上，他们到寿司店聊签证的事，但不知为何，寿司迟迟不上，喝了一点日本酒的诗织突然感觉身体特别难受，只记得自己去了洗手间，把头伏在水箱上，人事不知。再次恢复意识就到了疼痛的那一幕。想赶快离开酒店的诗织，再次被山口拽倒，她拼命反抗，奈何力量悬殊，又一次被强暴了。“我渐渐变得无法呼吸。几乎要窒息的一瞬间想到的是：‘我要被杀掉了。’”
阅读到这里，笔者控制不住地从诗织的语言中想像当时的画面，一股屈辱和恐惧也涌上脑海。最让人气愤的是，结束后，山口居然跟她说，“你合格了。”然而，这件事在山口那边却有完全不同的版本，后来在一档政论节目上，山口公开讨论，“她真的很敢喝啊”，他辩称为双方你情我愿，但诗织事后反悔。
诗织在书中写道：“在成为强奸受害者之前，我并不理解性犯罪究竟有多么暴力。即使脑中以为自己知晓，实际上，对这种行为具有怎样的破坏力，并没什么概念。有什么东西，被激烈地毁坏了。穿着和昨天相同的一身衣服，在别人眼里看来，我或许没什么太大的改变。然而，我确确实实不再是昨日的我了。”
求职过程或者职场中遭遇性侵或性骚扰，并不止诗织。在2017年10月，荷里活金牌监制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骚扰事件后，数以百万的人加入#MeToo行动。在此前并不是没有性侵和性骚扰，而是强烈的屈辱感和社会现实环境让受害者三缄其口。
诗织曾经想过默默咽下这口气，因为一旦报警，要控告的人是位于权力高位的山口敬之，他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传记作家，在警察局有大量人脉，而诗织若想以后在日本新闻界继续工作，则难上加难，双方权力关系实在太过悬殊。山口在后续的联系中，从未为此事道过歉。
诗织案例的背后，是性别视角下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在性别角色中，社会鼓励男性具有攻击性，更加强势，而女性则被规训有依附性、软弱。尤其曾经一度盛行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和社会性别建构下，男性所处地位总体上是高于女性的。也就是说，男性管理者占比远高于女性，自然拥有的资源也多于女性，有时一些机构要求女性管理者占一定比例，但实际上选出来的也是符合男性价值观的女性管理者。在各行各业中，男性占据主导位置。而性侵和性骚扰通常是权力关系中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行为。诗织一方面有着屈辱感，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工作，陷入纠结。
犹如二次强奸
回到住所，诗织第一件事是脱下衣服，把衣服扔进洗衣机清洗，“把这一天所经历的痕迹，全部冲刷干净……有种想把自己身体脱下来丢掉的冲动。”诗织写道。她去了最近的妇科诊所，却被告之没有预约的情况下无法接受诊疗，极力恳求下才获得一些事后避孕药。她也尝试过在网上找一家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援助的非营利性机构，打电话过去，对方却要求面谈，否则无法提供任何资讯。
日本是一个性开放的国家，漫画、影片、风俗区都很出名。但对于性教育，曾经态度非常暧昧。有专家曾指出，日本的性教育多是通过“保健体育课程”去教授，但总是重视体育多过重视保健。而性教育重要的一环是，如何防范性侵以及遭遇性侵后如何求助。很明显，诗织洗掉了一些证据，但千万不要因此指摘诗织，被性侵后，很难保持镇定冷静思考，而社会机制也没有提供有效帮助。
遭遇性侵五天后，鼓起勇气的诗织前往原宿警署。她首先请求找女警官，但不果，被迫把受辱的过程对着刑事课的男警员再讲了一次。因为整个日本女性警官比例只有8%。再过两日，诗织又得面对新的警员讲述一遍，对方听完后竟说：“这种事情太常见了，立案调查有难度啊。”
而最让诗织难受的，是还原案发过程。她被安排在高轮警署顶楼的柔道场进行，上面铺满蓝色的垫子，还有汗臭味。真人大小的玩偶被当作物件压在诗织身上，警员边摆弄边询问：“是这种感觉？”一边用闪光灯拍照。甚至有警员问她：“你是处女吗？”“回忆让我晕眩和恶心。”诗织在BBC纪录片中说道。
读到这里，笔者觉得很不能理解，这难道不是“二次强奸”吗？如果性侵受害者报案时，事先知道要经过这样的过程，又有多少人能鼓足勇气呢？书中透露，联合国药物犯罪调查局在2013年公布的资料中，各国每十万人口当中强奸案的宗数，排名第一位的瑞典是日本的58倍。但并不意味着日本比瑞典更安全。在诗织看来，瑞典具备让受害者勇于报警的法律和社会环境，其女性警员比例将近三分之一。
毅然公开身份
诗织还在书中披露了大量警方暧昧行为、不科学的情况。更吊诡的是，在进行案件调查到颁发逮捕令，准备在成田机场逮捕山口敬之时，负责此案的所有警官和检察官突然全部被调离，并取消逮捕行动。之后，案件交付给新的警官，又展开新一轮调查。调查进行一年后，2016年7月22日，日本警方宣布，此案因证据不足而不予起诉。事件进入“黑箱”。
诗织没打算就此停住脚步。2017年5月，她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事件，同时宣布已向检方的审查机构提交覆议申告书，因此，成为日本首位以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但这一步意味着需要极大勇气，一旦公开，“性侵受害者”这个标签会伴随她一生。更重要的是，在日本，还没有一个女性这样做过。千叶大学法学教授后藤弘子在接受BBC采访分析日本社会时说道，“人们认为针对女性的暴力并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常说‘忘记吧’，并表现得仿佛没事发生过。 ”
事后，诗织反思，对于本有机会成为自己上司的山口，她一直用敬语。或许日语根本不存在女性面对比自己年长位高的男性时，可以使用平等抗议性语句。甚至，“拒绝就是同意。”后藤弘子在采访中这样分析日本文化。印象最深的是，当诗织谈起她的经历时，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日本女性不会讲述这么羞耻的事，伊藤诗织不是日本人。 ”
背后文化更可怕
人都是被自己所处的环境所滋养长大的。在表达“拒绝”就是非女性化、从小被教育不能如此表达的环境里，女性如何自立自由表达？而男性又怎么学会尊重女性呢？值得探讨。诗织其实成长环境和其他日本女性不同，她从高中起就在美国念书，并以当记者来增加阅历，非常独立。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时，都如此艰难，又何况其他日本女性。
而当诗织公开后，很快又会受到旁观者“完美受害者”理论的侵犯，不断被谴责“你为什么喝酒，为什么穿裙子，这是一种勾引”，这样的理论长期存在，但是，受害者又做错什么呢？在一次展览中，展示了性侵受害者当天穿了什么，长衫、裤子、裙子都有。性的暴力有时并不只是来自性侵者，而是由整个社会完成，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加害者。
2017年9月22日，检察审查会对本案作出不予起诉判定，而最终结论为检察官也对此案的判定正确无误。2019年4月，山口敬之对诗织反诉侵犯其名誉权。长路漫漫。
说实话，本书很短小，但社会价值远远大于文学价值。同样作为一名亚洲女性，在阅读时，对诗织的遭遇深有体会，也许，在那一刻，我就是伊藤诗织，自省自己所处的文化、社会，以及自己本身，然后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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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77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26日）书评《性侵受害者亲笔道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