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我是阿尔法：论法和人工智能】非人化革命 挑战资本主义
冯象的文章不容易读。大概是因为他的学术训练，以英美语言文学出身，又在博士阶段转向了以知识产权为学习领域的法律专业。其行文诗性处灵动畅快，犀利处言辞辛辣，直击现实。这特点也反映在牛津大学出版社为他出版的新书《我是阿尔法：论法和人工智能》上。光从该标题上来看，冯象将“法”与“人工智能”（下称AI）这两个看似毫无相关的概念连结在一起，却暴露出作者想要处理一些更为宏大的社会命题的野心，即“法” / 知识产权在当代中国的出路、劳动者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新技术如AI技术在未来社会的“非人化”革命。尤其是当下，中美贸易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美国对华为公司的封杀以及强国们对5G技术的争夺，也促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知识产权背后的跨国资本竞逐的必然性。撰文︰徐雨霁
本书的展开，是作者对于当下（尤其是内地）大学体制的抨击—这是一场“逼良为娼”的“异化”：一方面，高校崇洋媚外，推崇“海归”学历和“国际一流”的头衔，审核教师的升职以“核心期刊”为标准，催生了论文代写的产业化与期刊版面费的常规化。另一方面，对于青年教师来说，不得不选择以牺牲教育学生来换取从事科研的时间，因为其职业生涯从一开始，就是以研究而不是教书来实现成长的，这最终导致对整个学生培养体系的伤害。
以此为开端，冯象揭开了自“告别革命”以来，革命信仰的丧失，学术官僚主义风气使得“为人民 / 学生服务”的学术事业变成了“为个人仕途”服务的商业（页113）。正是如此，他同时指出了，文艺创新与科研发展在以“知识产权”之名的物化、商品化之中，走向了“利己”、“私有”的学术壁垒，苟活于资本主义逻辑“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
在内地，知识产权角色暧昧
对于当代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而言，“知识产权”一直扮演着暧昧的角色。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八、九十年代，内地市场经济以“山寨”、“盗版”、“侵权”等模式为主扩展，为中国崛起带来不可磨灭的“贡献”。
与此同时，由于互联网所催生的“数码经济”与业务外包（外判）的国际产业链（冯象称之为“搅局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s），又使得“正版”和“盗版”之间的界限在全球化的经济交融里，变得异常模糊。“知识产权”的幽灵是酝酿在“主导全球贸易的美国法标准”之中的，它往往是作为掠夺市场的文明噱头，并为资本主义将抽象客体，转化为私有所得物，提供正当性的借口（页28、49、55）。
于是，“正版”商品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划分社会阶层的服务，象征有钱人、有规则的享受标志。但吊诡的是，发展中国家（如“金砖五国”）的技术提升和对西方发达国家工商业外包的接纳、互联网低成本的技术流动与反信息垄断，这两者共同“默许”了内地充斥着一个山寨、仿造的商品市场，在这里，被仿制的商品由于提供的价格大多数民众可负担，反客为主地成为主流，甚至吸引了不少国际资本对中国“低法治”产品的“风险投资”。
正是如此，冯象对于知识产权在中国衰落的“欢呼”，显然是站在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立场上，对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固有合法性的质疑。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知识产权”把文艺作品当作商业产品的工具，实际上是对作品现实批判力度的损害、也是对人作为创作自由主体性的否定。
西方的“知识产权”在中国经济的无法自我溶解进主流的法律叙说或者被迫转化为一个新的转变方向，正如被剥削的底层劳工在中国社会与法律层面的地位。在《国歌赋予自由》这一章节里，冯象以2010年南海本田工人高唱国歌维权、恢复“同志”称谓的大罢工为案例，进而分析在一个没有“罢工自由”的当代中国，签了劳动合同的底层人民如何自我身份政治化。
1982年，中国重修宪法，不仅删除了“罢工自由”，还删去了被称之为“极左”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尤其是当国有企业改制之后，工人成为了资本市场上自由购买的劳动力（契约自由），遭受着企业规章制度的约束，雇主的经济收益成为他们工作认可的指标。
一方面，在内地，罢工已经没有法律的保护，成为了扰乱社会秩序和危害社会主义发展的集体性危机；另一方面，劳资冲突的问题被“灰色化”为一种资本分配的问题，从而被贴上了“劳动纠纷”的标签。
冯象提醒我们，南海本田工人高唱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国歌）—该模式随后再一次地被运用在2010年河南平顶山纺织集团工人罢工和2013年重庆工商大学教师以抗议校方“绩效工资”方案的运动中—本质上是将“八二宪法”所隐蔽的剥削 / 雇佣者与被剥削 / 劳动者之间的问题转换为执政党与群众或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罢工者的维权在作者看来，不仅是恢复法律地位上的“权益”，更是回归人对自身的觉悟、劳动者的阶级觉悟，乃至作为国家主人翁的“人民主权”意识的觉悟。
AI将引致中产阶级“难民化”
然而，冯象对于“人”的尊严与自我解放的执着，最终使得他不得不转向对于人工智能的批判。这就是本书最大的篇章所要处理的问题，即是关于AI所引发的“人机伦理”的探讨。
如果传统人文社科学者所担心AI机器的发展是代替低端劳动服务产业的话，作者在此处所要强调的却是，深度学习和大数据的建造，最终会使一大半需要复杂技能和经验的脑力工作者作废：如医生、律师、翻译员、会计、法官等。可以说，AI时代的大失业本身是将所谓的中产阶级“难民化”。于是，AI所带来伦理上的挑战，在于其技术自身是与跨国界的资本同构的，它不可避免地遵循着私欲、剥削的本能诉求，即可以看做是“人对人的压迫剥削、规训和奴役的升级”（页205）。由此，作者提出，唯有机器遵守共产主义道德、废弃资本主义价值，人类才可以避免成为人工智能的附属品，人类解放才有最终的希望。
暂且不说冯象的“AI共产主义化”是否一个理想化的出路，但他至少看到了AI拥有者对资本主义固有的挑战—社会结构性的大失业最终催生的是私有制的毁灭。更有意思的是，机机人以假乱真、以学习 / 模仿人类来创造文章和棋局、就诊、炒股、派送快递、参与战争……又何尝不是对于“人作为劳动的动物”这一身份认同的最大否认？恢复有意义的劳动，有尊严的劳动，是人主体性保障的必然。 AI以解放人类姿势出现，但是要把人类解放去哪里，这是所有科创人员必须面对的。
2019年6月，笔者在写作本书评时，香港社会正好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本书部份内容的一个良好契机。由于反对香港政府强行审议《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简称修例），香港爆发了主办方声称的200万人次“反修例”游行。6月14日，职工盟主席吴敏儿呼吁全港工人罢工游行。值得注意的是，吴主席的措辞里，特别提到了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是“劳资合作”以对抗政府的行为。除了将修例看作是对香港法治自由的破坏之外，职工盟的罢工呼吁包含着对该修例将造成香港投资环境恶化的担忧。
相比内地的“罢工”不自由—认为罢工本身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剥削的反抗，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罢工”将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上的团结， 香港职工盟号召的“罢工”则是将劳动者 / 无产阶级与资本家一起摆在了政府的对立面，这恰恰反射了书里所忽视或被遮蔽的一个问题—如何化解资本流动“去疆域化”与政府控制“在地化”之间的矛盾。
若将“罢工”看作是政治行动主体的一次言说，那么，在AI时代到来之后，当人工智能取代人力成为劳动者之后，被剥夺其劳动权利的群体又该如何“罢工”呢？相比新加坡早在2006年已推出的“智能国”（smart nation）计划，香港在智能技术发展方面，直到2018年10月才成立“香港人工智能及数据实验室”，才像是有了一场正式进入AI时代的宣言。
同年，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发表报告指出，在未来十至二十年间，香港有100万份工作有机会被AI取代。由于产业结构单一，以金融、国际港口贸易为核心的城市经济结构，即便面对南下的云端支付手段，也显得措手无策。接纳AI对于香港而言，在一定意义上，不是如何追求更为超前的高端技术的问题，而是如何将社会产业结构改革与之相融合的必然需求。
上文节录自第17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15日）书评《《我是阿尔法：论法和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挑战资本主义》，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相关文章：【书评．韩少功】故事折射自身 后设小说探问真实与虚构【书评】英国学者撰《政治学百科》 全书介绍第一人竟是孔子【书评．游走于体制内外】向上流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