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国家为什么会成功】纷扰乱世下的管治之道
在现代，不少人觉得社会百病丛生，动荡不安，制度千疮百孔，而各国政府似乎对各种问题束手无策。随手举隅就有移民改革、能源革命、贫富悬殊到极端主义等，一种悲观主义正在弥漫，似乎告知世人：这是最坏的年代。在这种悲观气氛笼罩下，美国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现任总编辑强纳森．迪波曼（Jonathan Tepperman）发挥记者本色，走访十多个国家，参考成功经验，归纳出心得，写出了《国家为什么会成功》（The Fix：How Nations Survive and Thrive in a World in Decline）。撰文：罗乃智
书中列举十大棘手问题，当中包括种族仇恨、能源危机、移民问题、贪污腐败、中等收入陷阱等，乍看之下足以令人头痛不已，各国政府均显出束手无策的窘态。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承受不起无数次的反复试验（trial and error），上述随便一项足以令国家陷入崩溃边缘，于是，借鉴他国经验尤为重要。
每位作者著书立说，都想解答某些疑问，强纳森也不例外。他以记者、编辑与读者身份在国际事务领域浸淫二十余年，提出三个基本疑问：一，在动荡不安的二十一世纪，全球显然在走下坡，为何有些国家却仍能不断茁壮成长？二，这些国家的成功秘诀可以输出吗，其他国家能否向这些国家学习？三，将这些成功故事梳理后，可否得出较广泛应用的教训？
一，在动荡不安的二十一世纪，全球显然在走下坡，为何有些国家却仍能不断茁壮成长？ 二，这些国家的成功秘诀可以输出吗，其他国家能否向这些国家学习？ 三，将这些成功故事梳理后，可否得出较广泛应用的教训？
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总会有些国家能有效处理某些问题，作者枚举的十个例子各擅胜场，而最值得一书的，无疑是加拿大处理移民问题以及卢旺达的民族大和解。
加拿大倡议多元文化处理移民问题
先说加拿大。在二十一世纪，移民问题总是右翼政客的王牌。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凭此牌登上最高权力宝座，上周三（7月24日）成为英国首相兼保守党党魁的约翰逊（Boris Johnson）在脱欧宣传战中也大打“移民牌”，以“土耳其问题”撩动英国人内心的恐惧，投下脱欧一票。以色列历史学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亦把移民问题列进当代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当各国政府对此难题一筹莫展之际，加拿大是如何面对和处理呢？
早在二十世纪中叶，加拿大移民人数极少，后来虽有增长，却也是白人居多；如今加拿大展开双臂欢迎外来移民，人均移民率更冠绝全球，比美国高出不止一倍。为何有此转变？要由两度出任该国总理的老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现总理小特鲁多之父）说起。
这位总理首次上台时面对两大难题，第一：魁北克解放阵线（FLQ）步步进逼。如何降低魁北克分离主义的威胁，维护加拿大统一，成为首要目标。老特鲁多遂提倡文化多元，将加拿大从英裔、法裔为主的双元国家转型成多元文化国，大力宣扬“没有一个族裔可以盖过任何其他族裔，任何公民都是加拿大人，都应享有公平待遇”的概念，以安抚魁北克选民。为此，他成立了多元文化部（Ministry of Multiculturalism）以及加拿大多元文化顾问委员会（Canadian Consultative Council on Multiculturalism，后改名 Canadian Ethnocultural Council），以确保多元文化政策有效落实。
第二：国民开始对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涌入加拿大的移民产生反感。1961年，加拿大成为全球首个正式放弃以种族作为移民评估基础的国家，而是以申请人的教育、专业与技术资格来作为批准移民与否为依据；后来政府更只考虑教育、年龄、英语或法语流利度，以及技能是否切合该国经济发展需求等九项评估标准评分，其他一切包括族裔均不在考虑之列。
但老特鲁多上台前夕，民调显示过半加拿大人仍然反对政府这种不论肤色的移民政策。于是，老特鲁多便加强多元文化政策，使国民意识到不应考虑肤色或是在该国是否有远亲近邻，只重视移民者的实际贡献，财富效应便会应运而生，让原本忧心忡忡的国民相信，开放边界对每个人都好，自己亦从中受益匪浅。最终，加拿大由封闭的、种族同质化的人口小国，转型为全世界最开放、最成功的多元文化大国，政策成效辉煌。强纳森认为，加拿大移民政策的转折点是出于实际需求，而非理想主义，是因为它必须做，而未必是因为它想做。正如他强调，老特鲁多提倡多元文化上，主要是出于“必要”，而非“原则”，就像他的座右铭所示：是“理智胜于感情”。
卢旺达以民间智慧促进民族和解
再谈非洲的卢旺达（书中译名是卢安达）。过往，卢旺达饱受种族主义摧残，胡图族人对图西族人进行种族大屠杀，死亡人数近百万人，震惊国际。后来，由卡加梅（Paul Kagame）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FPR）结束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后，出任副总统兼国防部长（1994-2000年），成为卢旺达实际意义上的当权者。出身自图西族家庭的他认为国民需要和解，意即重建公民社会关系。他表示：“如果我们的斗争，最后手段是‘一切要听我的，无论什么人，只要站在另一方，就得承受后果’，那就会播下冤冤相报的种子，没完没了。”他提出全国和解政策，当中最具争议的是要将卢旺达转型为一个没有种族分歧的国家。但在刚经历过大屠杀后的国民眼中，这任务简直难若登天。
政府采取一种名为“贾卡卡”（Gacaca）的法庭机制，用来审理种族屠杀时期的案件。“贾卡卡”在卢旺达文中意指“草地上的正义”，过往是土著解决纷争的方法。除了最严重的罪行，贾卡卡法庭有权审理一切罪行，也可以像法庭般判处徒刑，死刑除外。
贾卡卡法庭让所有卢旺达人参与其中，社区会选出有名望的人担任临时法官，他们不需要符合传统专业资格要求，也不拘教育背景，唯一考量就是人品正直。审判分别在城市广场、教堂天井、森林空地进行，要求整个社区的居民到场听讯，政府在审判日会关闭社区商店，令人专注于法庭。过程中，人人均有权出庭作证，讲述他们在大屠杀中的经验。这个机制的用意，一来为特定罪行提供证据，更重要是达到洗涤罪恶的效果。如果能够坦承罪过并真心致歉，可获得刑期减免，或在社区服劳役以替代刑期。贾卡卡法庭希望经由这种做法，还原真相，让悔过的罪犯重新融入社会。
虽然贾卡卡法庭惹来不少批评，例如人权观察组织炮轰法庭普遍存在审判不公，被利用公报私仇等，但却成功审理近二百万宗案件，而卡加梅由一开始便没有打算要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他知道与其为追求一种让大家都快乐、但现实上不存在的解决之道，倒不如放弃完美，追求可以接受的条件，成就一场民族和解。作者认为，在如何走出内战与种族灭绝阴霾的难题上，卡加梅做得相当成功，也为其他面对类似挣扎的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
摒弃意识形态之争 务实直面现实
参考不同国家的做法后，强纳森得出一个结论，也是贯穿全书的大原则：采用实用主义，不纠缠于意识形态。正如他在书中多次引用美国思想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话：“愚昧的坚持，是心胸狭隘者挥之不去的心魔，只有那些目光如豆的政客、哲人与教士才会将它奉为圣旨。”如果套用中国的说法，就是邓小平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此外，强纳森认为领袖的气度、见识也至关重要。当加拿大几乎因魁北克分离主义而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几近分裂时，老特鲁多原本可以让多年来一直受到压抑的法裔加拿大人扬眉吐气；另一方面，大权在握的卡加梅原本也可以以牙还牙，报复卢旺达的种族灭绝，为他的图西族同胞出气，但他们都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而是在声势如日中天之际，选择了宽容、接纳；也深明“赢家全取，胜者通吃”的战术只会导致社会更为撕裂，故采用非十全十美的妥协方案，虽然每人均有多少不满，但各有所得，不快也有个限度，“交易”方可达成，国家才可以挥别烦恼，走出阴霾。
书中提及的领袖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深明人类劣根性，坦然面对并接受现实，令他们成为更有效率的领导者。诚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理想主义者信赖人性；现实主义者虽也信赖人性，但还会想办法求证。”在绝望主义弥漫的当下，作者承认放弃希望毫无疑问很诱人，但强调它不能带来任何成果。强纳森试图以十个国家的例子，证明难缠的社会问题与挑战，都是可以克服的。七年前出版并引起广泛关注的书籍《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让不少国家领袖大为警惕。而此书英文名为《The Fix》，中文名却是《国家为什么成功》，突显出版编辑希望在乱世中提供一道强帖，以成功经验应对、避免失败。
香港，乃至于中国，或多或少面对相同的问题，如何借鉴前人经验、将政策落地推行，以务实的心态配以理性手段，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实在端看政治人物、政府高官的智慧。或者胡适先生百年前的那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不错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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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73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9日）书评《纷扰乱世下的管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