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余英时回忆录】华裔史学家忆述香港缘
在人生转折之时，竟又巧遇思想上的启蒙冲击，纵使短短数载，也能发挥改写命运的作用。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在其近九十年的岁月中，只在香港短暂逗留，但这些日子却在他卓越的学术路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撰文：邝国惠
身兼美国哲学学会院士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余英时，在1950年来港，时年二十岁，在新亚书院求学，直至1955年负笈美国。在1973至1975年间二度来港，出任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他一生穿梭海峡两岸与美国之间，上下求索振兴中华文化思想之道。
最近出版的《余英时回忆录》述说其年轻求学时期的见闻，以及建立学术思想的心路历程。上个世纪，中国局势动荡，年轻学人在东西方思潮的冲击之下，偶然暂歇南方一隅，这里的自由空气弥足珍贵。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形容当时的香港：“这个小世界的独特性质是值得揭示出来的。这其实是中国自由派知识人汇聚而成的社群，生活并活跃在一个最自由的社会中。”
在合适的时间，碰上合适的人和事，足以扭转一生。为什么这短短五年如此重要呢？这就要从余英时的成长脉络说起，这些都包括在他的回忆录中。
本书从他1930年在天津出生说起，分成五个章节，包括：《安徽潜山的乡村生活》、《共产主义与抗日战争》、《中正大学和燕京大学》、《香港与新亚书院》及《美国哈佛大学》。1977年，余氏离开哈佛，时年四十七岁，也是这趟回忆之旅的终站。可以说，这部回忆录主要谈其上半生，亦因为这样，书本并无触及余氏作为一位华裔学者在美国学术界打滚的点滴，也无阐述如何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变与不变，令阅者读来意犹未尽。
香港成为文化启蒙之地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两度变天。余英时出生之时，“五四运动”刚过十年，“民主”与“科学”这股新思潮仍席卷神州大地。身为一名历史学者之子，替中国建立新文化、为自身建立思想价值，自然成为安身立命的重要课题。回忆录第一章虽看似忆述童年，同时也在叙述他认识传统中国文化的经过，儒家思想如何形塑了他最底层、最根本的价值观。
在第二及第三章，他讲述走出乡下、进入大城市的历程，开始接触新思想，除却民主、自由外，也认识了共产主义理论。这些新思潮是水火不相容、甚至是互相敌对的政治思想体系。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以及政治局势遽变之下，刚踏进大学门槛的年轻学人何去何从呢？也许冥冥中自有安排。为与家人团聚，余英时来到了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
当时，他入读新亚书院，成为国学大师钱穆的学生，在读研究生的两年间，差不多天天都与钱先生见面，接受指导。他在书中说，这奠下了往后的学术路向。
但是，他同时意识到，需要克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挑战，所以要认识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史，以及二十世纪西方学术思想，这些并非新亚书院的老师所能扶持。好在他得助于英美在港设立的图书室。“当时新亚没有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则不对外开放；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美国新闻处设立了一个公共阅览室，英国文化协会也有一个小规模的图书室……这两处的藏书并不很丰富，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初学青年而言，已足够引导我跨进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一道门限。”
西方之助不止于此。余英时在回忆录中说，当时阅读了不少史学著作，以及港台两地的期刊，开拓了眼界，也修正、深化了之前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其中他与美国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Jr.）撰写的史学名著《旺盛的中道》（The Vital Center）“邂逅”的过程更是迂回。
“美国新闻处阅览室的负责人告诉我小施莱辛格的成名作是《杰克逊时代》，但是他一九四九年出版的《旺盛的中道》则正在受思想界注意，影响很大。如果不是由于这一层曲折，我大概不大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发现这本书的存在。”
受“第三势力”刊物影响
吸引这双学子眼球的，还有当时的反共刊物，被称为“第三势力”的杂志，包括《民主评论》、《自由中国》、《人生》、《自由阵线》以及《祖国周刊》等。余英时在回忆录中说，最初因为向《自由阵线》投稿，渐渐与杂志社的编辑熟悉起来，1951年获邀加入编辑部，负责“青年专栏”及“科学知识”专栏。在杂志社工作两年，投入钻研一些思想问题，付出了汗水，回想起来也是愉快。
“他（总编辑张葆恩）不愿妨碍我在新亚的课程，因此只要求我每星期到杂志社工作三个晚上，第四个晚上则到印刷厂审读每期的全部校样，大致是九时至半夜。编辑部在九龙，我们几个编辑也住在九龙，但印刷厂却在对海香港。夜晚十二时便没有过海的渡轮了，我们往往要乘‘电筏子’小轮回家，那是大家都感到有趣的渡海经验，并不以为苦。”
余英时形容，这份工作使他与读者经常沟通，把他带出了纯书本的世界，走出了学院的围墙，让他的眼光跟社会和生活打成一片。书中说，他并无追随“第三势力”的领袖，却认同他们的观点，主张中国要迈向民主化，他这个想法维持至今。“在政治思想上，我却是同情‘第三势力’的，因为我深信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开放与寛容的民主体制，才能走上现代化之路。”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所谓“第三势力”，是一批反共、批蒋，而又追求自由民主的力量。近年台湾学者的有关研究指出，“第三势力”受到美国当局扶助。譬如余英时曾参与的杂志《自由阵线》，由“自由出版社”创办，而最初成立出版社的资源，也是透过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所分得的美国资金，在牛池湾租地而设立。（郭士著之《“自由出版社”沧桑史》，《醒狮月刊》第1卷第1期页8）
余英时在回忆录中也指出：杂志社创办人谢澄平，因为很得美国人的信任，因此获得美国政府某一机构的大力支持。
余英时从新亚书院毕业后，跟随钱穆研究两年，所在的研究所就是获得美国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支持而设立的，该会成立宗旨是在战后的亚洲推广民主及法治。基金会的前身是“自由亚洲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首要工作是扶植对美国友好的海外华人领袖，以期影响其他海外华人及中国大陆。（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文件：DTPILLAR VOL1_0085，1951年12月13日）
及至1955年，余英时透过“哈燕社访问学人计划”获邀到哈佛大学，研究中国思想史。后来转为正式博士研究生，并留美开展他的史学事业，从人生的“香港阶段”过渡至“美国阶段”。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美国改变政策，减少支持“第三势力”。他也在书中记录：“我离开香港四、五年之后，由于美国的支援停止，自由出版社和《自由阵线》周刊最后都歇业了，六零年代末期，谢澄平先生也移民美国⋯⋯”
为自由派知识人提供平台
大时代中的个人命运，往往受着千百条无形的绳索拉扯。若套用五十年前的语言，那是意识形态战争，也可以说是统战；若以今日流行的语言，则是软实力比拼，东西方文明都希望在每个人的思想领域中，播下一颗对自己友好的种子。思考与抉择，免不了受外间影响，无论是大国之间的舆论宣传，学术思潮争论，又或者朋辈亲人间的讨论。
人的选择，都基于其思考模式、逻辑分析，以及道德伦理的架构。余英时旅居香港，这五年正标示了大环境与个人思考的互动。余英时在回忆录中一再强调，香港是一个文明而开放的社会，能提供一个自由的平台，让个人自由意志发挥出来，选择人生走向。
“从历史角度看，这一时期的香港为中国自由派知识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追寻自己的精神价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群体，并拥有难以估量的思想潜力。”
长久以来，香港处于中西方政治较量的前缘，也是不同思想交汇的“活口”。《文汇报》刊登了1957年4月周恩来与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上的讲话：“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与内地不一样，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有利。”
在风云际会的一瞬，年轻的余英时选择赴美，投身当时火热的汉学研究，学术成就取得广泛的认同。政治也许并不简单，但万变不离其宗。半世纪前香港在中西方角力中扮演了窗口角色，今天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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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7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8日）书评《华裔史学家忆述香港缘》。相关文章：【书评．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要不然彼岸的花为什么在对我微笑【书评．驯字的人】人之所以为人 世界之所以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