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之苦．一】当权精英虚伪离地 年轻人之怒爆发
这个夏天，《逃犯条例》修订争议，掀起青年抗争的序幕。史无前例的大型游行、前所未见的冲击议会、接连不断的遍地开花，到处都有年轻人义无反顾的身影，弥漫着日积月累的愤怒和焦虑。当建制派质问青年“点解你要来破坏我的收成期”，特区政府则妄图改组各个“政治花瓶”，都一再暴露了当权精英的虚伪和离地，更折射出年轻人备受压迫的根源—在既得利益共治下的香港，这代人念兹在兹的核心价值，早已沦为那代人的“收成”和“专利”。
2014年雨伞运动，时任特首梁振英受访时坦言，自己从没到过占领区接触示威者，但有“青年人朋友”与示威者倾谈后，发现示威者不满房屋及向上流动等问题，故承诺会增加房屋供应。五年过去，民生问题未解而社会相对平静，突如其来的反修例浪潮令特区政府措手不及，年轻示威者更扬言“是为香港的民主自由”而战，不容外界以民生压迫“淡化”他们的价值追求。
然而，这史无前例的大型抗争，真的可以抽离社会脉络，用简单的“价值追求”来解释吗？
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黄以恒于2016年进行“青少年不满源自福利或政治？”研究，结果发现两者息息相关—他们对福利供给的看法，极受经济意识形态的左右；他们对具体政策的支持，则受政治因素所影响，例如对特区政府的信任程度。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6月下旬的数据，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信任净值已跌至负32个百分点的新低。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除了曾荫权之外，历任特首主政期间，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净值都曾跌至不同程度的负值，“施政不公”几乎成为当局的代名词，渴望公平正义的年轻人自然尤为不满。
是经济压迫，还是政治压迫？
黄以恒接受《香港01》访问时分析，不同世代对理想未来有不同想像，早年香港向上流动性强，故上一代深信香港是个充满希望、只要努力便可成功的公义社会，可是，政经形势的转变，令香港不再机会处处，这一代不论多努力也似是徒劳，未能分享相应的经济成果；再者，上一代未必对殖民政府抱有期望，但这一代不多不少都曾寄望“港人治港”可令大家安居乐业，甚至视民主化为理所当然，因此，当现实不似预期，难免令他们变得更激进，想改变现况。
身陷这样的情境，年轻人的患得患失及悲观绝望，固然可以被理解，但社会更需要解答的是，这些累积已久的苦闷，究竟因何而生，又应该如何纾解？
“许多大型群众运动爆发，总有一个当下的问题，亦会有积累的背景，2003年也有着同样情况。”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说。
1997年金融风暴后，香港经济一直未有大起色，至2003年初沙士（SARS ）疫症肆虐，经济萧条，楼价急挫，每五个供楼人士便有一个属负资产，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便成了50万人七一上街怒吼的导火线；十六年过去，官民信任鸿沟未跨越，社会深层矛盾未解决，惟傲慢政权忽视民怨强行修例，触发一浪接一浪的抗争运动。看来，近年社运变沉寂、市民现疲态，并不等于怨气灰飞烟灭。
有别于2003年的是，当时的年轻人并未走到最前，但自2012年反国教运动开始，青年便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角，至2014年9月底，又主导了长达79天的占领行动，反对“人大831框架”下的政改。时至今年的六月浪潮，大型游行、冲击议会、遍地开花，随处可见年轻人的身影；有人指摘他们是有破坏无建设的“愤怒青年”，也有人赞赏他们是有着较高价值追求的“觉醒青年”。
李立峰说，任何群体都有其多元性，故不必将青年定型，因为以任何一种理论定义青年都会有所局限。不过，他补充，与上一两代青年相比，当下青年较为向往非物质的价值如民主自由、社会公义、个人追求等，当中的个人生活追求并非指追求个人财富、或讲究竞争的“中环价值”，而是希望有空间一展所长，过着相对舒适但非奢华的生活。
继续阅读：【青年之苦．二】是物质主义，还是后物质主义？【青年之苦．三】为个人，还是为社会抗争？【青年之苦．四】反修例示威现场：一个牧师对青年的忏悔【青年之苦．五】反修例示威现场：一个社工对政权的拷问
上文节录自第172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2日）《六月浪潮—青年之苦，苦从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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