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九子案】从台湾到香港 看公民抗命的法与罚
在“占中九子”案中，法庭不接纳被告以“公民抗命”作抗辩理由，判戴耀廷、陈健民及朱耀明等九名被告，至少有一项串谋、煽惑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名成立。案件让不少人联想起，同样爆发于2014 年的台湾“太阳花学运”，台北地方检察署事后以妨害公务、煽惑他人犯罪、违反集会游行法等罪名起诉22名学运领袖，惟台北地区法院一审曾裁定被告行为符合“公民不服从（公民抗命）”条件，判被告无罪。国立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陈弘儒指出，不同法律体系对公民抗命是否犯罪因地而异，但如果法院在裁判中一刀切，仅就抗争者的犯罪行为与一般的犯罪等同处理的话，恐将忽略公民抗命道德正当性的本质。
占中案九名被告各被裁定一至两项罪名成立，有人认为这是为“剿灭本土意见及和平抗争”的裁判，对日后人权及公民社会带来深远影响；也有人认为裁决合情合理，证明了法官的中立性，不论任何原因犯法，都须承担法律责任与代价，判决正彰显了香港的法治精神，不受政治因素影响。
全案除了检控的罪名有争议外，法院判词中提及的“公民抗命不能成为抗辩理由”，同样备受各界关注。法院是仅认为“公民抗命”不阻碍犯罪成立，抑或“公民抗命”自此不成为法院考量的因素？今后若还有类似的抗争发生，应如何理解公民抗命与法院间的关系？
“每个地方其实也有其法律制度中应有的限制，公民抗命应该放在哪个层次讨论，不同法律体系也有不同处理方式。像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法院在第一审认定，318的占领运动属于公民抗命，由于刑法里面的侵入住宅罪需要“无故”这个要件，法院运用了阻却违法事由来说明，占领立法院的行为不符合“无故”的要件，从而不构成犯罪。
但到二审法院，承审法官不再援引“公民抗命”的概念，而是认为检方仅针对被告“言论”部分起诉，而被告言论并无煽惑意图，仅属言论自由范畴，因此驳回检方上诉。“公民抗命要放在三个阶段中哪个部分讨论，台湾也意见不一，有少数一派认为应该放在第一阶段，地方法院则是透过刑法的“无故”要件将违法性判断前置到了构成要件的阶段。也有很多人认为，公民抗命仍构成不法行为，只是在第三阶段罪责判断时，可对行为人应负责任予以减免。”陈弘儒解释，每种说法都各有法学脉络，但基本上都不会忽略公民抗命与一般违法行为有差别。
“必须先说的是，根据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对公民抗命的定义，‘违法’其实没有清楚界定，他只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要认知其行为有抵触法律的可能，并且坦然接受追诉。但最终法院要不要定他罪、什么罪成立，是另外一回事，不是说最后一定要被判违法。”陈弘儒表示，抗争者认识自己可能违反法律，并且不逃避法律追诉，静候法院判决，某程度是借此展现公民抗命者的真挚态度，因为一般人看不到别人的态度是什么，但可以透过面对司法的方式去推论他是否真诚。
然而，抗争者面对法律制裁的态度，并不意味接受任何罪名的控诉、或是对法院的判决全然接受，他仍保有提出抗辩的权利。“罗尔斯只说抗争者不能逃避法律制裁，但不是一定要接受，没有到那么强的程度，当抗争者被控以不合理罪名、或是刻意加重刑责时，那当然可以对此批判。”
传达法律阻吓性非重刑一途
陈弘儒解释，法院在面对公民抗命的案件时可能会有两种取向，第一种是完全不考量犯罪的原因，将公民抗命等同一般犯罪，甚至由于行动领袖故意号召社会进行大规模抗争，反而处以更严重处罚；第二种是基于法律上的约束，法院或许无法将抗争者行为合法化，但基于被告是真挚进行公民抗命，在相同犯罪类型上，法官可以考虑减轻刑期或处罚的轻重。
“因为抗争者所提出的正当性诉求，法院或许没办法处理，但是能不能在不触及运动本身的诉求，透过公民抗命的其它表征，例如真诚、公众性、有事先公开的通知等因素将处罚减轻。”
法官在这宗占中案的判词谈到，公民抗命或许是本次运动的道德与政治指导原则，但法院没有职权评断公民抗命背后的政治因素，而应将重点放在罪名的要素与争议上，且香港《基本法》中并未将公民抗命列为正当权利，不足以成为有法理基础的抗辩理由。
从判词中可以看出，法官虽然理解抗争者违法行为的动机，但不认为公民抗命能成为法律上辩护的理由，法院的职能应聚焦在行为本身是否构成犯罪，并就争议之处做出厘清。可见法官确实认为公民抗命不影响罪行成立与否，至于是否成为量刑时的考量，还尚未可知。但陈弘儒认为，法院面对此类案件，必须很细致去处理这个部分。
“公民抗命跟一般违法行为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抗争者一定会想正当化（justify）他的行为，不一定是法律上的理由（legal justification），有可能是道德上的（moral justification），被告及其他参与的抗争者，某程度上都希望看到法院如何面对正当性的诉求。但如果法院在这个层面不去认定或完全忽视的话，那其实只是把正当性的冲突隐藏起来而已。”他指出，传统法律之所以惩罚犯罪行为，其实是预设某些行为在道德上可谴责或是不正当，如果犯罪者在道德、行为都错误，处罚自然没有问题；但若在道德上没有问题，却给予跟一般犯罪相同的惩罚，那无疑是忽视了两者间的差距，并把公民抗命的诉求与道德性强行压抑。
不少人认为，一宗罪行法庭判罚愈重，代表该行为的可谴责性愈强，若仅因道德合理性减轻行为人刑责，将降低法律的阻吓性。但陈弘儒认为，犯罪者行为一旦被裁定违法即已形成道德表述，让公众知道有关行为不被法律允许，不一定要透过重罚才能确认犯行。例如印度圣雄甘地在1922年被控煽惑（sediction）罪时，他在法庭上公开说明是基于什么想法及理念，才基于良心判断做出的违法行径。法院在判决时表明尊重甘地的想法，但其行为仍然成罪，不过比起其他同类型犯罪，法院给予最大减刑。
公民抗命不可危及公众人身安全
陈弘儒认为，社会不应过度担心若接受公民抗命为减刑理由，会造成群起傚仿。首先，每个行动是不是符合公民抗命，其实法院很容易判断，法官也有很多权限去检视该案是否符合标准。其次，在一个法治社会要一个人去做违背法律的事情并不容易，要从一个旁观者变成行动者，其实需要跨越很多条件和压力。虽然在行动当下，社会秩序看起来会受到干扰，但只要抗争者事后真切表现出对法律的忠诚，造成人民漠视法律、不断违法的风险不大。
而占中九子案的判词，法官也确实提及，雨伞运动虽然属于公民抗命，但对公众秩序的影响过大，过度令民众不便，已超过可接受的抗争比例。陈弘儒认为，若法院承认该活动的公民抗命性质，但认为不合乎比例原则的话，法院负有义务就比例失衡部分做出清楚论述。
他解释，公民抗命势必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重点在于抗争者有没有提前公布资讯，让民众避免受到侵害，且该侵害是不是涉及生命、身体、健康等人身安全，同样是判断是否失衡的因素。他举例，如果是在医院门口进行抗争，让很多急诊病人无法就医，那抗争比例上可能就会失衡。如果只是通行、经济上的损失，这都是公民抗命本身会造成的不便，并且是迫政府及民众关注运动诉求的重要条件，法院若认为不符比例，应该提出具体的数字及案例，表明在哪个部分、基于什么标准判断已经失衡，让民众能清楚了解公民抗命的界线。
而判词中关于“若任何人相信政府会在占中后一夜之间作出让步，推出三子属意的真普选方案，是天真的想法”的部分，陈弘儒认为运动成功的机率，本来就不是公民抗命的组成元素或是否采取行动的考量，只要抗争者相信行动仍能带来一丝改变的希望便可，至于想法是否天真，恐怕不是公民抗命的重点。
最后他提到，如果法院对抗争者是以很严格标准对待，判处较重刑期，可以看出法院是以社会秩序、稳定性的为主要价值考量，想向社会传递的讯息是：公民抗命在这个社会是不对的、绝对不允许。而公众当然会接收到这个讯息，但会不会就此阻却到未来的公民抗命则难下定论。“对一般参与者而可能受影响，他们会去看行为处罚的轻重，来判断要不要去参与一场公民运动，但对组织者或是行动的核心人物可能就不一定，只是在手段选择上会有考量。我只能说打个问号。”
上文节录自第158期《香港01》周报（2019年4月15日）的《从台湾到香港 看公民抗命的法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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